國家記憶與文化表徵（簡體書）

從一系列社會和文化現象來看，“國家記憶”已經慢慢地變成了國人日常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高頻詞和焦點詞。

作為記憶的主體，國家是集體性的主體，是象徵性的主體，是功能性的主體。集體性在於記憶的結構和框架，象徵性在於記憶的精神和意識形態意義，功能性在於承載形塑和傳承記憶的職能。

在數字時代，國家記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面臨的危機或問題同樣彰明較著。

趙靜蓉，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內記憶研究領域中富有代表性的學者，研究興趣為文化記憶與數字記憶、西方文論與文化研究、比較詩學。著有《抵達生命的底色—老照片現象研究》《懷舊：永恒的文化鄉愁》《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主編《記憶》《記憶的十張面孔》等。

文化記憶研究領域的一部原創力作，趙靜蓉教授的新著，就國家記憶的生成機制與經典建構、數字時代國家記憶的危機和未來進行了深入探討。

在數字時代，我們如何以及為什麼要記憶？是什麼形塑、建構和控制了我們的記憶？媒介的變化，尤其是新媒體技術（網絡、微博、微信等）的出現，多大程度上改變了記憶的形態以及記憶與權力的關係、記憶的儲存和傳播方式？這些是或將是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歷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熱點話題。

記憶的主體是每一個鮮活的個體，但國家通過“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種種方式引導和塑造著個體記憶，從區域、情感、社會、道德等各個方面影響著個體記憶，從而構成了個體記憶的“結構或框架”，並最終形成了在文化上具有同質性、在政治上具有統一性、在情感倫理上具有同一性的國家記憶。

緒 論 國家記憶：概念辨析與研究路徑

一、中國記憶：地緣政治學意義上的國家記憶

二、祖國記憶：文化心理學意義上的國家記憶

三、民族記憶：民族志意義上的國家記憶

四、政黨記憶：政治學意義上的國家記憶

第一章 國家記憶：記憶歸屬及生成機制

一、位置敘事：國家記憶、集體記憶和文化記憶

二、國家記憶的生成機制：強制性“嵌入”與“詩性自覺”

第二章 “嵌入”的集體記憶

一、《歌唱祖國》：媒介動員、文藝評價與儀式確證下的 國家記憶

二、外國文學史教材的編選流變：體制化的國家記憶

第三章 “詩性自覺”的集體記憶

一、《東方紅》的時代變奏：感性之維的國家記憶

二、港臺地區學界的存在主義接受：理論·滲透及其記憶 建構

第四章 經典： 闡釋國家記憶的形成

一、經典對國家記憶的形塑

二、經典場域： 博物館的文化治理功能

第五章 文化創傷： 一種特殊的國家記憶

一、創傷的文學表征

二、創傷記憶的結構和力量

三、文化自主性下創傷的核心表征

四、文化創傷建構中的媒體記憶策略

第六章 道歉： 反觀國家修辭與國家記憶的政治性核心

一、記憶修辭

二、情感敘事

三、創傷復原的結構性構成

結 語 數字時代的國家記憶： 危機與未來

一、數字時代： 記憶研究的現實語境

二、國家記憶的危機與未來

參考文獻

後 記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國家記憶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概念，其目的就是要驗證國家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塑造為全體國民所共享的文化價值和歷史信念，從而增強其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因而，國家記憶本身也是國家政治治理的文化手段和重要構成，它為國家建構及其制度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必要而關鍵的基礎。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談到國家建構時曾經非常明確地指出過，制度能力是國家建構問題的核心，制度供給涉及國家概念中的四個方面，分別是組織的設計和管理、政治體系設計、合法性基礎、文化和結構因素。〔2〕對照來看，國家記憶發揮其功能顯然主要是在後兩個領域展開。因為國家記憶從本質上講是一個國家對自身歷史的解釋以及在此基礎上進行的知識生產， 它必然要與國家政治統治之來源的合法性及有效性發生密切關聯。當然，國家記憶並不等於國家歷史。相對於唯一的、單向的、不可重復且不可更改的國家歷史而言，國家記憶更強調對歷史的“解釋和知識生產”。國家歷史是本質的，國家記憶則是一種重塑機制，是建構的。借用法國學者雅克·勒高夫對“新史學”的論述來看，“構成社會、政治環境的國家，以及有著歷史經歷的社群或者代代繁衍的群落，都會根據不同的用途來建立各自的檔案，從而形成了記憶”〔1〕。國家歷史是國家記憶形成並施加作用的基礎場域，國家記憶可謂“歷史的歷史”。具體對一個國家的政治原則和制度效果而言，通過對合法性基礎的強化，對文化價值體系和體制結構的規範，國家記憶的建構也具備了多重價值和影響：其一， 決定了國家能力或制度能力的大小；其二，使國家對內能夠保證民眾的安全感和生存發展權，對外能建立良好的外交形象和國際關係；其三，決定了國家是否能成為福山意義上的“強國”，擁有“制定並實施政策”的能力和“乾淨的、透明的執法能力”。〔2〕總而言之，國家記憶與一個國家的歷史和未來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強國不見得是合法性穩固的國家，但反過來說，合法性穩固必然有利於形成強國。而國家記憶正是構成合法性的重要條件之一。國家記憶是“國家構建的藝術”，“無論如何，國家構建的藝術將成為國家力量的關鍵要素，其重要程度決不遜於動用傳統的軍事力量來維護世界秩序的能力”。〔1〕

在數字時代，國家記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的危機或問題同樣彰明較著。大致來說，國家記憶主要面臨著如下兩個問題。

首先，怎麼處理記憶的選擇問題？國家記憶是國家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關涉國家對過去的解釋、對現實的界定和對未來的規劃，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國家記憶也會呈現出變動不居的“流動性”樣態。正如尼采所說的那樣：

每個人和每個國家都需要對過去有一定了解，不管這種了解根據他的目標、力量和需求，是通過紀念的、懷古的，還是批判的歷史而取得的。這種需要不是那些只旁觀生活的單純的思考者的需要，也不是少數渴望知識且只對知識感到滿足的人的需要，它總是生活目標的一個參考，並處於其絕對的統治和指導之下。這是一個時代、一種文化和一個民族與歷史之間的天然聯繫。饑渴是它的源泉，需求是它的準則，內在的可塑力則規定了它的限度。只有為了服務於將來和現在， 而不是削弱現在或是損壞一個有生氣的將來，才有了解過去的欲望。〔2〕

國家記憶作為一種知識生產，不可回避地要面臨知識來源及合法性的問題。在數字時代，因為記憶常常被數據化為信息儲存在網絡空間裡，更因為當今全新的媒介生態對記憶的塑造無所不在，因此記憶的篩選和判斷問題就尤其突出。

比如說，維基百科就是一個異常生動的在線“記憶之場”。“維基”這個概念的創始人，美國計算機程序員沃德·坎寧漢（Ward Cunningham）和他的合作者波·留夫（Bo Leuf）對維基有一個基本的規定，即“維基本質上是民主的——每一個使用者都與其他使用者擁有同樣的權力”〔1〕。的確，維基是一個允許任何使用者編寫、刪除、修正和重寫內容的網站。而維基百科則是以此網站為平臺的百科全書，它同樣允許任何人參與到任何一個條目的編輯中來。據統計，維基百科每小時被修改數百次，每天要添加七百多篇文章， 而與傳統大相徑庭的是，沒有哪個作者會把自己當作某一條目的固定作者，即要判斷哪個版本的條目是標準或範本也不可能。在維基百科上尋找“正典”是一項浩大的工程，而且即便有專家的參與也未必就能如願。因為“維基百科部分是一種協商論壇，由異議者給出理由，同時也是伴隨著異議的協商‘場所’。實際上，維基百科使用的MediaWiki 的每個頁面都包含了對話窗。這意味著，百科全書中的每個條目都可以作為協商空間……甚至可以把維基百科視為一個變化異常迅速的傳統：每個編輯者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2〕。

讓我們來想象一下。如果維基百科就是我們所處身的數字時代的真實面目，那我們應當如何準確地獲取我們想要的知識呢？ 我們又是依據什麼來界定自我與集體的邊界呢？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把自己的記憶和歷史交給了像維基百科這樣的網絡世界，也有更多的人是從像維基百科這樣的知識生產系統中了解歷史、尋找記憶。但就像維基百科上的每一個條目都可以被多個作者多次編輯一樣，它最後形成的條目只能是復調而非獨白，因此，如果傾向於依據維基百科來篩選和構建我們的記憶，那這樣的記憶必定會越來越傾向於“協商式”記憶。它會導致國家記憶的形成無法再完全遵循從國家至民眾（自上而下）或者從民眾至國家（自下而上）的傳統路徑。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它必然與強制性的政治指令背道而馳，因此它對“自上而下”式國家記憶的形成機制影響尤為深遠。另一方面，記憶越來越數據化、抽象化、“去人性化”，民眾處身海量的信息世界，篩選、判別乃至決定的困難程度也相應增加，這又使“自下而上”式的國家記憶形成過程更加不確定，或者被延滯。“協商式”的記憶更接近“共識”，甚至有可能是桑斯坦所倡導的“平均數”，雖然它也充斥著記憶的協作與爭奪，但與仍然擁有“口述者傳統”和“幸存者敘事”的記憶斗爭不同。在數字時代，國家記憶的建構更多要依賴網絡，而網絡則具有不確定、瞬息萬變等特點。

這就帶來了第二個問題，即國家記憶的公共空間問題。我們都知道，在空間層面上，與“國家”相對應的記憶主體是“民間”和“社會”，民間記憶和社會記憶既可以說是國家記憶的發生源頭，也可以說是國家記憶的“戰場”或“熔爐”。國家總是從民間和社會提取有助於塑造國家形象、建構共享的文化價值體系，固化國家認同的記憶材料，再經過政治意識形態的篩選和改造，借助社會儀式、歷史教育、新聞宣傳等手段將其反復操演，最終確立正確的、公共的記憶現實。但在數字時代，這一切都因為網絡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很多人把網絡界定為一個相對自由的社會公共領域，持不同見解的人在此會聚，通過爭鳴、交鋒，可能形成網絡“群落”，並達成某種“局部的共識”。網絡世界的群體建設往往是由“需求”驅動的，因此很容易僅僅因為言論或觀念的一致性而產生群體認同。美國學者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就曾說過：“真實世界的互動通常迫使我們處理不同的東西，虛擬世界卻偏向同質性，地緣的社群將被取代，轉變成依利益或興趣來結合的社群。”〔1〕桑斯坦的著作《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更是對相關問題進行了詳盡的論證。

相比“民間”和“社會”，網絡似乎是一個更開放也更廣闊的世界，它不僅沒有物理的邊界，也沒有文化的邊界。唯一可以稱得上是網絡界限的，我認為是技術邊界，關於網絡開發的技術能走多遠，網絡就能走多遠。網絡對國家記憶建構與表征造成的最大影響就是改變了作為記憶主體之“集體”或“群體”的內涵與外延，也由此令國家記憶對集體發生作用的方式與傳統迥然不同。傳統意義上共享歷史、價值、信念，甚至共享情感的“集體”在網絡世界裡變成了“群落”，雖然它的形成也可以基於共通的情感、共享的價值信念，或者是共有的利益關係，但它卻無法再像集體那樣具有穩定性和恒久性。群落可以在瞬間產生，也可以即刻解除，新的群落不斷地形成，新的群落意識也不斷地增生。毫不夸張地說，每產生一個新的群落，就會隨之形成一種新的信念或價值體系，而其中個體對集體的忠誠感幾乎是淡之又淡的。

吉爾·A. 艾迪（Jill A. Edy）把這種狀況稱為“後廣播時代的集體”。在他看來，在大眾傳媒時代，集體往往被界定為“特定媒介組織所接觸到的潛在受眾，並假設媒體文本所表達的價值觀與媒體來源所尋求接觸的受眾中的主流社會價值觀相一致”〔2〕，而在後廣播時代，這個假設幾乎是不成立的，我們必須重新界定集體和集體記憶。艾迪援用了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及其同事對“community”（群落）〔1〕概念的區分，後者將社區區分為地方群落（community of place）和興趣群落（community of interest）兩種類型：

前者是由生活在相互物理鄰近的個體所組成的，這些個體是鄰居，即使他們互不認識，他們也還是被共有的物理環境綁定在一起。後者是自我創造的群落，當人們共享一個興趣、一個關注點或一個觀點等時，這種群落就形成了。從某些方面來說，從廣播世界發展到後廣播世界，就是從一個由地方群落主導的媒體世界發展到由興趣群落主導的媒體世界。〔2〕

很顯然，按照這種理解和分類方式，網絡世界中的集體就是興趣群落，而集體記憶也更可能出現在興趣群落中。

按照安德魯·霍斯金（Andrew Hoskins）的提法，“集體”這個概念範疇的變化是一個更為寬泛的革命性轉變的後果，即“聯結轉向”（connective turn）的後果。“聯結轉向”是數字時代的產物，它決定了一種新的知識基礎——“信息基礎設施”（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的形成，不僅使人機之間建立了新的聯繫，也改變了記憶與遺忘的價值。最為重要的是，霍斯金提出，聯結轉向經由改變媒介與集體之間的關係，塑造了一種新的大眾群體，即所謂“紛眾”（multitude）。“紛眾”是依賴數字技術、生活在新的媒介生態中的那一部分人，他們連續不斷地“捕捉、發布、記錄、編輯、喜歡、鏈接、轉發和聊天”，由此導致“紛眾記憶”（the memory of the multitude）“無處不在卻又同步發生，四處分散卻可以搜索”。它們擺脫了以往人與檔案之間的纏繞，完全通過數字設備和互聯網來溝通交流，被相互聯結、聯網和存檔，並因此成為人類社會化的一部分。〔1〕“紛眾”的概念更早在義大利學者鮑羅·維諾（Paolo Virno）那裡得到了非常深入的分析，維諾認為：“當代紛眾既非由‘公民’也非由‘生產者’構成，它居於‘個體和集體’之間的中間地帶，使‘公共的’和‘私人的’之間的區分不再有效了。因為它解散了這類二元聯結的術語……群眾並不是要與獨一衝突，而是要重新界定後者。”〔2〕霍斯金也採用了維諾對“紛眾”的界定，在霍斯金看來，正是由於紛眾對二元聯結概念的消解，才產生了作為紛眾記憶的“新記憶”。這種新記憶基於“非交際的社會性和不共有的共享性”（a non-sociable social or a sharing without sharing）群體， 它改變了我們對記憶機制的傳統認識，使得檔案從過去穩定靜止的“空間性”解放出來，轉而變為一個流動的、“時間性”的記憶媒介。〔3〕而且，由於數字技術的介入，檔案始終處在一個“數字轉接” （data transfer）的狀態，檔案不再局限於一個人、一個地方、一個機構甚至一個國家，今天的檔案變成了一種自洽的“社會—技術”系統。

網絡、新媒體、數據，這一切都和數字時代有關，數字時代開啟了人類的美好新生活，同時也創造了新的記憶生態。在這個新的數字化的記憶生態之中，作為記憶結構的“紛眾”其邊界是流動的， 作為記憶載體的“檔案”其運行方式也是流動的，因此，作為記憶主體的“國家”其建構國家記憶的方式也就無法再像前數字時代那樣完全經典、確定而且一以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