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理學破案手冊（簡體書）

《毒理學破案手冊》講述的是關於化學和刑偵、毒藥和謀殺的迷人故事，作者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終身顧問、普利策獎得主，她通過11種具有代表性的毒物和相關著名案件的偵破，簡述了毒理學這門現代科學在20世紀20年代的誕生以及隨後的應用。

在20世紀初的紐約，毒物為完美犯罪提供了一條捷徑。因為幾乎沒有什麼辦法能檢測出尸體中的有毒物質，下毒者在用毒藥解決麻煩後可以逍遙法外，以至於下毒殺人盛極一時。當時，科學在坦慕尼協會控制的驗尸官辦公室裡沒有一席之地；而且腐敗猖獗，死亡證明由警察出具，只要買通，死者哪怕七竅流血也會是“自然死亡”。此外，20世紀初的工業創新使得大量現代毒藥涌入美國，為聰明的下毒者創造了新的機會，也為早期的法醫偵探帶來了新的挑戰。普通人為情為財下毒害命，更可怕的是，美國政府為了禁酒，公然在酒類飲品中下毒……

所幸，1918年，一位超凡的病理學家查爾斯•諾裡斯排除萬難獲得聘用，成為紐約首位訓練有素的藥物檢測者，隨之，下毒遊戲永遠地改變了。諾裡斯甫一上任，就招募了天才的化學家亞歷山大•格特勒，二人一起創建和領導了該市shou個毒理學實驗室。在他們的努力下，毒理學在美國成為一門令人敬畏的科學，他們開拓性的科學偵察工作，不僅讓許許多多下毒者無所遁形，也讓司法系統面目一新，而他們培養的人才也散布到美國各地成為法醫辦公室的負責人和中堅力量。諾裡斯和格特勒以自己的科學貢獻，成為美國乃至全球毒理學的先驅和司法的守門人。

本書出版後在美國大受歡迎，由作者編劇，拍成了同名紀錄片。

黛博拉•布魯姆（Deborah Blum），麻省理工學院奈特科學新聞項目（KSJP）負責人，Undark雜志的創刊出版人。她還是美國國家科學作家協會的前主席，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的會員，美國國家科學院的終身顧問。1992年，她因靈長類動物研究系列報道獲得普利策獎。此外，她還為《紐約時報》《連線》《時代周刊》《發現》《衛報》和《波士頓環球報》等媒體撰稿。

◎一部20世紀初的歷史和科學驚悚片◎科學家和下毒者，永遠的貓鼠遊戲◎《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紐約時報書評》《紐約觀察家報》《出版人周刊》聯合推薦

序言 下毒競賽

直到十九世紀早期，還極少有工具可以檢測尸體中的有毒物質。有時候，調查者會從死亡之前的極度痛苦推斷出毒物，或者通過將受害者的最後一餐喂給動物來立案，但更常見的情況是，下毒者會逍遙法外。其結果就是下毒殺人盛極一時。毒殺在消除揮之不去的困難——比如富有的父母活得太長這類情況——時是如此常見，因此法國人給化學成分砒霜起了個綽號，叫“繼承藥粉”。

一八年代的化學革命改變了這類謀殺的相對容易性。科學家們學會了分離和辨認組成地球上生命的基本元素與化合物，並逐漸建立了一份目錄： 化學元素周期表。一八四年，鈀、鈰、銥、鋨、銠元素被發現；一八七年，鉀和鈉被分離出來；一八八年分離出了鋇、鈣、鎂和鍶；氯的分離則是在一八一年。研究者們一旦了解了單個元素，便會進一步研究其相應的化合物，考察各元素是如何結合在一起，成為獨特的化合物或者常見物質的，例如鈉氯化合物就產生了基本的食鹽（NaCl）。

研究基礎化學的科學先驅們不會專門考慮毒藥的事。但其他科學家會。一八一四年，在這波科學發現的熱潮當中，西班牙化學家馬修·奧菲拉出版了一部有關毒藥及其檢測的專著，也是同類書中的第一部。奧菲拉懷疑，像砒霜這樣的金屬性毒物在人體組織中可能是最容易檢測的，他由此出發展開了研究。到

十九世紀三十

年代末，已經發展到了進行分離砒霜的首次實驗。十年之內，更加可信的實驗被設計出來並且成功地應用於刑事訴訟。

然而，正是這種使分辨老式毒藥成為可能的科學原理，也讓新式毒藥的致命組合變得唾手可得。嗎啡在一八四年被分離出來，同一年，鈀被發現。一八一九年，從亞洲馬錢樹（拉丁文名字Strychnos nux vomica）的種子裡提取出了馬錢子堿。致命化合物毒芹素也於同一年從鐵杉中分離了出來。化學家在一八二八年從煙葉中巧妙地提取出了尼古丁。被一位毒理學家描述為“高純度狀態下可能是人類已知最具潛力的毒藥”的烏頭堿，於一八三二年在開著美麗花朵的附子類植物中被發現了。

盡管研究者們已經學會分離這些生物堿——其中混合著部分氮的有機（碳基）化合物——他們卻並不知道如何在人體組織裡找到這些毒藥。奧菲拉本人進行了一次又一次失敗的嘗試，擔心這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一位惱火的法國檢察官，在十九世紀中葉一個涉嫌用嗎啡謀殺的審判中宣稱：“從此以後，我們可以告訴未來的那些投毒者，不要使用金屬性毒物了，因為它們會留下痕跡。用植物性毒藥吧……什麼都不用怕，你的罪行不會遭到懲罰。沒有犯罪事實（物理證據），因為根本沒法發現它。”

由此開始了一場致命的貓鼠遊戲——科學家和下毒者成為敵人，要在智力上一較高下。一把槍也許會在盛怒之中開火，一塊石頭會被不小心扔出去，一把鐵鏟會在盛怒中揮起來，但致命的毒藥卻需要精確的算計。因此，一點也不令人意外，當砒霜這樣的金屬性毒物在人體內已經可以檢測到時，明智的殺人者都對它們退避三舍。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一項關於毒藥訴訟案的調查發現，砒霜殺人案在下降。同時，更加棘手的植物類堿在殺人犯中變得更流行了。

作為響應，科學家們也加緊了在人體組織中捕捉生物堿的努力。終於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 一位離群索居又專心致志的法國化學家讓S斯塔弄清楚了如何從尸體中分離出尼古丁，一種煙草裡的植物堿。其他植物性毒藥很快變得更易獲得，這下化學家們能夠為刑事調查提供新的幫助了。於是，毒理學日益成為需要被認真對待的領域，尤其是在歐洲。

相關知識與科學測定方法跨越大西洋傳到了美國。一八九六年問世的《法醫學與毒理學》一書，由紐約一位化學家和一位法學教授合寫，記錄了科學家與謀殺者之間依然激烈的競賽。在紐約一個值得注意的案例中，一位內科醫生用嗎啡殺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後將顛茄滴入她的眼睛，以消除會暴露實情的瞳孔收縮。直到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家魯道夫·維特豪斯，一八九六年那本書的作者之一，在法庭上用同樣可怕的方法向陪審團證明了這個過程，那位內科醫生才被定罪。維特豪斯承認，那番演示中的表演技巧與科學成分不相上下，毒理學仍然是一個充斥著“無法回答的問題”的原始研究領域。

在二十世紀早期，工業創新讓大量現代毒藥涌入美國，為聰明的下毒者創造了新的機會，也為該國早期的法醫偵探帶來了新的挑戰。嗎啡進入了治療嬰兒牙痛的藥品目錄，鴉片成為常規處方鎮靜劑，砒霜則是從殺蟲劑到化妝品幾乎任何東西裡的成分之一。汞、氰化物、馬錢子堿、水合氯醛、氯仿、硫化鐵、乙酸鉛、石炭酸等，新的化學產品擺滿了醫生辦公室、商店、家裡、藥房和雜貨店的貨架。一戰期間，毒藥成了作戰武器，為一戰贏得了“化學家戰爭”之名。伴隨著禁酒令的開始，一場新的化學戰爭在釀造私酒者與官方化學家之間激烈展開，後者努力使私酒成為一種致命的混合物。在紐約煙霧繚繞的爵士酒吧裡，每一輪雞尾酒的調制都變成了一場俄羅斯輪盤賭。

幾乎還未成型的毒理學根本無法與毒藥的泛濫同步。雖然幾位頑強的研究者一直在出版相關指南並編撰這一學科的教科書，但仍然有太多的新化合物並未得到分析，而大多數醫生對這一學科知之甚少，或者毫無相關訓練。

但是，在一九一八年，紐約市進行了一次徹底改變毒藥遊戲的激進改革，將毒理學置於頭等重要的地位。在一系列涉及驗尸官貪污和兇手逃脫法律制裁的丑聞的助推下，該市聘用了首位訓練有素的藥物檢測者，一位名叫查爾斯·諾裡斯的超凡的病理學家。甫一上任，諾裡斯就迅速聘用了一位名叫亞歷山大·格特勒的異常勤奮又極具天分的化學家，並說動他創建和領導該市的首家毒理學實驗室。

諾裡斯和格特勒共同將這個國家的法醫化學提升為一門令人敬畏的科學。通過開拓性的科學偵察，他們在法庭上贏得了受人尊敬的地位，討伐了威脅公眾健康的化合物，阻止了爵士時代的許許多多下毒者。隨著他們堅決地克服每個新案例中面臨的障礙，從人體組織中提取毒素的創新實驗方法也得到了發展。他們的科學貢獻成為未來一代的寶貴遺產。

然而，我們的故事開始於查爾斯·諾裡斯和亞歷山大·格特勒上任之前，亦在法醫毒理學被公認為一門完全站得住腳的科學之前。故事從這個城市冰冷灰暗的一月開始，此時，一個看起來特別不像殺人犯的連環殺手，決定在毒藥競賽中采取行動。

序言 下毒競賽

一、氯仿（CHCl3）： 一九一五

二、甲醇（CH3OH）： 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

三、氰化物(HCN,KCN,NaCN)： 一九二至

一九二二

四、砷（As）： 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

五、汞（Hg）：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

六、一氧化碳（CO），第一部分： 一九二六

七、甲醇（CH3OH）： 一九二七

八、鐳（Ra）： 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

九、乙醇（C2H5OH）： 一九三至一九三二

十、二氧化碳（CO2），第二部分： 一九三三至

一九三四

十一、鉈（TI）：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

結語 最可靠的毒藥

作者的話

致謝

本手冊閱讀指南

砒霜的故事

一九二二年夏天的天氣一直像報紙上說的那樣“晴朗”，天空蔚藍，氣溫徘徊在八十華氏度左右。七月的最後一天，正如莉蓮•戈茨的母親永遠不會忘記的那樣，又是一個溫暖的早晨。她要給十七歲的女兒莉蓮做午餐便當，可是姑娘拒絕了。天太熱，吃不了多少，她說，她在小吃店弄個快餐三明治就行了。

莉蓮在一家服裝公司做速記員，公司在第二十五大道和百老匯街繁華的角落上那座湯森大廈裡占據著幾間辦公室。附近有許多快餐店，夾在辦公室、商店和小酒館之間。莉蓮像她的許多同事一樣，經常走路去謝爾本快餐店，就在百老匯街上往南半個街區。

謝爾本快餐店為辦公樓提供餐飲服務，早晨開門，下午很早就打烊。頭戴明艷的夏帽、身穿時尚短裙的速記員和秘書，穿著黑色定制西裝的商人與業務經理，每天都聚集在它的木制柜臺和小方桌邊，匆忙地吃完新烤的麵包卷加熱湯、三明治、咖啡和一塊這家麵包店著名的桃子蛋糕或漿果派，就算是一頓飯了。

根據警方的報告，七月三十一日，莉蓮要了一份牛舌三明治、咖啡和一個越橘派。就是這個越橘派要了她的命。

下午早些時候，在謝爾本快餐店吃過午餐的六十個人被緊急送往了醫院，到那天結束時，其中六人死亡，包括莉蓮•戈茨。救護車的尖叫聲在下百老匯街響得那麼頻繁，以致許多人擔心是不是整座城市都著了火，驚恐萬狀地給警察打電話。

莉蓮工作的湯森大廈，是一座建於一八九六年的新古典主義建築，平常散發著石灰石自帶的一種平靜莊嚴之感，現在卻成了歇斯底裡場面的布景。十二層樓上每一層都有上班族倒下，悲慘地抽搐、嘔吐、喘息。攜帶著洗胃器的醫生們急匆匆從這層樓跑到那層樓，在病危者之間穿梭，整個大廈至少有十個洗胃器在使用。用當地報紙上那激動的字眼說：“隨著雇員一個接一個地臉色發白又變青，開始抱怨劇痛，恐慌籠罩了湯森大廈的某些樓層。”

漸漸地，醫生們開始對比病人的症狀、記錄和經歷。這讓他們意識到兩件事： 每個受害者都曾在謝爾本快餐店吃過午餐，幾乎所有人都吃了作為甜點的黑莓派或越橘派。醫生給衛生局和法醫辦公室打了電話，報告了他們的懷疑。

翌日，查爾斯•諾裡斯和衛生專員弗蘭克•摩納根發表了聯合聲明。在謝爾本的餡餅皮和麵包卷裡發現了砒霜。補充檢測表明，餐館裡儲存的所有配料——面粉、黃油、鹽——都不包含任何毒物。因此，調查者懷疑砷是面團和好之後加入的，也許放進了儲存在廚房冰箱裡的那個蓋面碗裡。

換句話說，諾裡斯和摩納根一致認為，這不是廚房裡的一次意外，比如麵包師使用了被含砷殺蟲劑污染過的谷物面粉。是有人策劃了這一切：“食物被惡意地下了毒。”

知道了毒物絕不等於知道了兇手。警方倒希望如此，他們不知道是誰幹的。不知道為什麼有人會想要傷害一個為貼補家用而出來打工的十七歲速記員，她的母親一次又一次告訴警察，她只希望，只希望自己做了那個午餐便當。

前一年的十月，在同樣令人揪心的一次意外中，在金融區一家餐館吃午餐的兩位主顧也死於砒霜中毒。在靠近自由街老郵局的那家小吃店裡，衛生檢查員起初懷疑是食物中毒，但隨後亞歷山大•格特勒在兩個人的體內都分離出了致命劑量的毒藥。

警方沒能確定在老郵局的那家午餐店裡殺人的嫌疑犯，甚至連懷疑的目標都沒有。也許正因為如此，人們已不再去那個餐館，它現在已經關門停業。警察局最初表達的擔憂之一就是，同一個下毒者現在轉移到了百老匯，這個殺手就是享受致人死亡的感覺，就像——警察推測是——依然臭名昭著的讓•克羅內那種人。

幾年以前，克羅內在芝加哥鬧市區的一家高級大學俱樂部擔任總廚助理。業余時間，他參加了該市一個活躍的無政府主義團體，直言不諱地反對政府的壓迫，認為政府毀了這個國家。但他的政治觀點絕對無法解釋——無論是對他的廚房同事還是政治同盟——他為什麼要在一九一六年二月十日為紀念天主教會主教的晚宴做醬汁時，往肉湯裡加了點沒有用量限制的砒霜佐料。

參加晚宴的三百人中有七十五人很快就病得很厲害。隨後，在驚聲大叫的急救人員和嚇壞的就餐者引起的極度混亂中，克羅內款款走出了俱樂部，趕上了去往東海岸的火車。他從未被捉拿歸案，盡管他曾在紐約短暫停留，給曼哈頓的報紙寄了幾封信，故意混淆警方的視線。他語帶譏諷地建議無能的芝加哥警察在偵破中吸取教訓，也許應該去報個函授學校什麼的上一上，雖然他懷疑他們不會去，因為在他看來“芝加哥市的官員都是傻瓜”。

調查者們開始相信，克羅內拌入毒藥只是為了做實驗，為了看到結果時的那種純粹的快樂。他們希望這不是紐約那位下毒者的目的，此人似乎比克羅內更擅長此道。那位芝加哥大廚在湯裡放了太多的砒霜，讓許多人因那股金屬味道而放下了湯匙，避免了中毒。那些繼續吃飯的人迅速開始發作，但好在衝到現場的醫生能夠迅速地實施治療。結果，沒有一個人在克羅內的實驗中死去。

在謝爾本快餐店，和在老郵局的那家午餐店一樣，下毒者計算出了遠為高效的劑量，高得足以致死，又低得足以騙過受害者。百老匯街小吃店的主顧在發作之前還有時間回去工作。他們的病況很快吸引了醫生的注意，但又沒快到足以救下每一個人。如果那個未確定的謝爾本案嫌犯和那個從未抓到的郵局餐館殺手是同一個人，那麼警察要找的殺人者是這樣的： 他非常清楚如何挑選一種毒藥，如何使用它，然後如何逃之夭夭。

純砷是一種深灰色的元素，屬於重金屬類毒物，常常在煤礦石中發現。它容易與其他天然存在的化學物質結合，例如，它在加熱氧化後會變成一種易碎的白色粉末，兩個砷原子和三個氧原子的組合。在這種形式下，它被稱為三氧化二砷（As2O3）或者砒霜（白砷）。

白色的砒霜，即謝爾本案中使用的毒藥，是歷史上一些最可怕的下毒者的最愛，這些人令讓•克羅內看起來像個外行。排在下毒者名單最前面的是盧克麗霞和凱撒•波吉亞，因他們在十四世紀的義大利無情地將政治與毒藥混合起來而尤為可怕。波吉亞家族優先使用了白砷，但實驗了各種讓它更致命的方式。他們會把它煮成更濃的溶液，把它和其他毒藥混合在一起。他們最終製造出了一種名為坎特雷拉的毒藥，傳說它實在太過危險，所以在他們死後配方就毀掉了。

純砷也是致命的，最早記錄下來的用這種元素殺人的案例是在一七四〇年，一個女孩毒死了她的父親和三個姐妹，給他們吃了一盤用含有附近礦井裡的礦石的水煮過的幹梨。但是用於犯罪的話，砒霜還是更好的工具，可以輕鬆地混入食物或飲料中。它能有效殺人，這種特性解釋了為什麼在波吉亞家族之後的幾個世紀，這種毒藥又贏得了另一個綽號： 繼承藥粉。十九世紀美國最著名的毒理學家之一、哥倫比亞大學的化學教授魯道夫•威特豪斯，是一八九六年出版的那本皇皇巨著《法醫學，法醫鑒定和毒理學》的合著者，他曾經試圖估算出砒霜作為殺人武器的流行程度。他揀選出了一七五二年到一八八九年間的八百二十個砒霜致死的案例，發現幾乎有一半是謀殺。（余下的案例在意外和自殺之間平均分配。）

根據威特豪斯的分析，在歐洲，砒霜占十九世紀刑事下毒案的比例最大。比如在法國，一八三五年到一八八年之間，在所有的下毒謀殺案中使用砒霜的接近百分之四十。“在美國，在我們的印象中，砒霜仍然是實施犯罪的首選。”威特豪斯寫道。但在他分析的那個時代，美國缺少法國能提供的那類統計信息。為進行粗略的計算，威特豪斯詢問了紐約的地區檢察官，斷定從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九年，十二個縣裡有三十一份下毒謀殺的起訴書。其中一半是砷謀殺案，每一個案例中，砒霜都是罪魁禍首。

砒霜流行的首要原因是當它被混入食物和飲料中時，極難品嘗出來。劑量過多時，像慷慨的讓•克羅內用過的那樣，情況就不一樣了。如果以不稀釋的形式吞服砒霜，情況也不一樣。威特豪斯和其他科學家品嘗過少量的純砒霜，發現它味道相當難聞。品嘗者說，它很辣，很苦，又有點甜，有金屬味，還很粗糙。可是當這種毒藥被加入湯、液體或一杯熱咖啡中之後，其他味道就輕鬆地掩蓋了它。威特豪斯指出，砒霜的味道“在最適宜的環境下會很微弱”。采訪了八百二十二名砒霜中毒的幸存者以後，他報告說，只有十五個

人認為那食物吃起來有怪味兒。六人說是一種苦味兒，八人抱怨嘴裡有股金屬味兒，一個女人說她感覺到“很惡心”的味兒。威特豪斯懷疑後者的話，於是注明說既然那種討厭的味道“逃過了其他十四個分享同一個有毒布丁者的注意，那麼這種感覺很可能是想象而非實情”。

砒霜尤其可以漂亮地混入酒精飲料之中，這樣甚至能蓋住那輕微的金屬味兒。一群興奮的酒徒分享了一瓶波特葡萄酒，結果砒霜中毒，且相當嚴重，但是“聚會上沒有一個人察覺出一丁點異味”。有時候，人們抱怨說嘴裡感覺有沙子，他們似乎對粉末的粗糙質地異常敏感，即使混入食物中也不例外。在一八六年新澤西的一個案例中，一個男子將砒霜擦進蘋果裡謀殺了自己的妻子。審訊中，他得知，“她說那蘋果上面有沙子一樣的東西”，但她還是吃了蘋果，以為他只是沒有洗乾淨。然而，絕大多數時候，研磨成超細粉末並混入烘焙食品中，就像謝爾本案那樣，砷的味道幾乎是難以覺察的。

實際上，經過精於計算的殺手嫻熟的處理，這種毒藥似乎造就了殺人者的過分自信。臭名昭著的英國殺人犯瑪麗•安•科頓在一八七二年被逮捕、審訊並絞死之前，殺了十五個人，包括她五任丈夫的所有孩子和幾個惹毛她的鄰居。“幾乎在每個案例中，”威特豪斯寫道，“砒霜這種藥劑都是被這樣一些人使用的： 他們初次偷偷下毒就成功了，似乎發展出了一種殺人的渴望，他們不斷害人，直到受害者的數量引起懷疑，招來警察的調查。”

在謝爾本殺人案的時代，科學家們尚不清楚砒霜是如何致命的，對氰化物作用機制的理解要好得多。幾十年後分子生物學家才弄清楚，砒霜將關鍵酶作為攻擊目標，破壞全身細胞內的新陳代謝，通過毒細胞來破壞整個系統。對於早期毒理學研究者來說，就像其中一位抱怨的那樣，難題之一在於，砒霜是個了不起的模仿者。

醫生們常常把砒霜中毒的症狀錯判為自然疾病，尤其是在受害者慢慢服藥的時候。全科醫生和急診室大夫將砒霜致死誤診為同樣會導致嚴重腸胃不適的流感、霍亂；誤診為同樣會導致呼吸短促的心臟病。只有在確信受害者很健康的親屬起了疑心，懷疑死者的丈夫或妻子並要求進行尸體解剖時，這種錯誤才會被發現。

從下毒者的角度來看，當醫生能直接看到尸體時，砒霜就成了冒險的選擇。與有機毒物相比，砒霜具有任何金屬元素的堅硬的固體結構，分解得極其緩慢，在受害者死後幾十年仍能從其頭髮和指甲中檢測到。對於那些希望逃避偵查的人來說，更糟糕的是，砒霜會延緩人體組織的自然分解速度，常常使得尸體奇怪地被完好保存。毒理學家稱這種作用為砒霜的“木乃伊作用”。威特豪斯提到了一具尸體，埋葬了四十五周後被掘出，外表“與活人並無二致”，除了臉上長出的霉斑。“霉菌的生長不受砒霜的干擾。”他簡單地加上了一句。

對潛在的投毒者來說，其他的麻煩在於，為呼應用砒霜來犯罪的漫長歷史，科學家們發現了許多能在人體組織中檢測並在尸體解剖中辨認它的手段。差不多一百年前，從尸體中提取砒霜的檢驗方法就已經實現了，而且在這期間得到了穩步提升。檢測砒霜所用到的化學手段和尸體解剖信息，比檢測其他任何毒物用到的都更多、更發達、更詳細。對研究死者的人來說，砒霜實在太容易發現了，你幾乎可以想象它正在黑暗中發光，閃現著殺人者的訊息。

查爾斯•諾裡斯喜歡定期地在停尸間把兩手搞得鮮血淋漓。他相信，一個優秀的驗尸官應該讓自己的解剖尸體工具保持鋒利，並磨煉自己的病理學分析技藝。再加上他實在覺得另一個工作無聊，除了寫文書、和其他政府官員開會、騷擾市長，沒多少內容。謝爾本案裡的大殺手需要一個權威人物來對付，諾裡斯決定了。

他要親自做尸體解剖。

貝爾維尤的尸體解剖室安靜涼爽，有高高的天花板和白色的石膏墻面。明亮的燈高懸在每一個長長的大理石解剖臺上，每張解剖臺腳下都有一個深深的長方形銅盆，裡面的循環熱水可保持雙手和設備乾淨。正如標準操作手冊提醒病理學家的那樣，手指上幹涸的血和液體會“令人討厭”，並且降低操作所需要的靈敏度。

器械一排排地豎放著。有刀鋒短厚、手柄沉重的剖面刀，用來作長切口，還有細細的手術刀，用來作更精細的切割。在貝爾維尤，他們總是擺出三種器械來探查大腦： 一把深切刀，六英寸的手柄和六英寸的刀鋒“是那麼堅固，不太容易彎曲”，用來切開保護大腦的那層硬腦膜；一把雙刃圓頭的薄刀，用來切割；一根鑿子，用於將大腦剝離脊髓以便從身體上切除。

此外，還有精致的軟組織切割剪和強力的骨頭剪，用來剪斷軟骨和較細的骨頭；解剖鑷；至少一把鋒利的刀片鋸，以對付更大的骨頭；小一點的鋸子，負責切除脊髓這樣的組織；銅質和木質的英制尺（十二英寸的那種）；卷尺，量具和卡鉗；稱量整具尸體的大稱和稱量部件的小天平；帶玻璃塞的罐子，存放用於毒物分析的組織；以及通常在所有驗尸房都能找到的各種海綿、桶、容器、碟子和瓶子。

在切下第一刀之前，像諾裡斯這樣的病理學家需要就尸體的外觀做詳細的記錄。急性砒霜中毒的受害者會劇烈發作，所以他們的尸體會有輕微的收縮，一副嚴重脫水的憔悴樣子。由於缺少氧循環，他們的雙手雙腳往往顯得微微泛藍。另一方面，如果毒藥是逐漸服用的，受害者的皮膚會變黃，甚至偶爾變成一種羊皮紙的棕色，手上和腳上出現鱗狀的斑塊。

到了尸體解剖的時候，尸體被平放著，頭剛好懸在解剖臺邊緣，以便脖子往前推。軀幹上的第一刀是用深切刀作Y形切口，從雙肩下幾英寸向內深切兩刀，至胸骨下一點，然後直接向下切開腹部肌肉。（殯儀員強烈要求用這種刀法，而不是從喉嚨下直接向當中猛砍，這樣一來在公開的入殮儀式中，衣服就能輕鬆地蓋住切口。）

一旦皮膚被剝離，胸骨和三角形肋片就可以切除，旁邊的保護性肌肉也可以切開，就方便進入下面的器官了。和其他病理學家一樣，諾裡斯遵循著一套規程。他檢查了每一個器官，詳細描述其狀況。由於懷疑是中毒，他切除了器官，將它們放入密封的玻璃罐，送到樓上格特勒的實驗室。

至於砒霜中毒的解剖，的確是個血淋淋的活兒。整個尸體必須切成很多部分。從十九世紀初起，科學家們就知道，這種毒藥會在人體每一處聚集，他們曾在肝臟、脾臟、腎臟、心臟、肺部、大腦、胃部、腸道，甚至肌肉壁中發現它。

砒霜（從謝爾本餐館的糕點中分離出的化合物）會破壞胃，留下血淋淋的傷口；胃黏膜會腫大，發黃，出現一片片鮮紅。在顯微鏡下，黏膜會閃現出極小的砷結晶——與食物上產生的那種沙粒感一樣。這種毒藥經過腸道時會產生同樣的損害。心臟裡常常含有松散形成的血塊。在快速致死的情況下，肝和腎裡很少能發現證據，但是在慢性砷中毒的情況下——有些希望模仿自然疾病的衰退的殺人者鐘愛這一種——肝和腎這兩個器官都呈病態，顯示出脂肪變性的特徵。

諾裡斯只用了一天就對比了自己的尸檢筆記和格特勒對各器官的化學分析。結果並不出人意料。他們倆都發現了同一件事，即毒藥遍布全身，就像被一場大風吹落的閃亮灰塵。

警方仍然由衷地希望他們要追捕的不是個陌生的殺手。他們更希望作案動機是出於個人原因，也許是蓄意破壞，謀殺是某個對管理層懷恨在心的人幹的。

他們已詢問過謝爾本餐館的老闆薩繆爾•德雷克斯勒，他仍處在純粹的狂怒之中。他的三十二個雇員中的大多數仍然不舒服。那頓午餐匆忙結束後，他們吃了剩下的糕點，隨著顧客一起倒下了。按照業主所說，毒藥絕對不可能是偶然摻進去的。

德雷克斯勒雇用的滅鼠工沒有使用砷基的殺蟲劑；餐館的墻紙也不是用著名的砷染色劑著色的。他不接受警察的初步推論，說他的一個競爭者可能偷偷溜進廚房往生面團裡下毒，破壞他的生意；他也不認可一個瘋狂的砒霜殺人犯在這個城市裡遊蕩這種說法。

“那完全不可能，”他厲聲對記者說，“沒有一個人能偷偷溜進來。”但他承認有人對他心懷不滿：“這絕對是不懷好意，有意為之。”就像他對警探所說的，他自己懷疑廚房裡的兩個麵包師，他們可以輕鬆地把額外的配料混入生面團裡。特別是，他們倆在那個致命的星期一裡都沒有倒下。

麵包師和他的助手——一個十幾歲的男孩，麵包師的朋友——都不承認是自己和了那個可疑的面團。兩個人都堅稱是對方和的。“是這樣嗎？”德雷克斯勒回復在他餐館周圍推推搡搡的記者們道，“他們的話互相矛盾，對吧？唉，我無法解釋這一點。”他補充說，他向當局提供了大量信息以便幫助他們破案，但他自己的印象是“他們完全迷糊了”。

他在自己關張的餐館門上立了塊牌子，宣布願意出一千美元征集捉拿兇手的線索。

找到兇手的主要困難在於，紐約市——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幾乎任何人都不必太費力就能得到砒霜。每天都有人走進藥店、雜貨店、花園用品店，為最現實的理由買一些這種毒藥。

砒霜被摻入像福勒氏溶液十八世紀末，馬斯•福勒醫生發明的一種含砷藥液。它含有百分之一的砷酸鉀，一直被吹捧為治療梅毒、瘧疾以及寄生蟲引起的昏睡症的良藥。後來被發現會導致局部皮膚潰爛，並被用來殺死皮膚表面上的腫瘤。說到底，是生產商為牟暴利把它吹捧為強身健體的方式來推廣。——譯者這樣的保健藥當中，用於治療皮膚病，由醫生開處方，在藥店零買。它可以作為除草劑、殺蟲劑、滅鼠劑。五金店、雜貨店、農場和花園用品店提供種類繁多的白砷。比如，有“雷夫滅鼠藥”，一種由百分之十的煤煙和百分之九十的三氧化二砷組成的灰色粉末；有“老鼠炸藥”，含百分之九的糠麩和百分之九十一的砷；有“裡昂的毒奶酪”，是柔軟蒼白的塊狀，含有百分之九十三點五的白砷。還有“威廉的滅蠅紙”、“達徹的滅蠅紙”和“黛西的殺蠅劑”，它們都加了砒霜，只需將其浸入水中就能輕鬆地釋出。

砷是大量染料的首選配料，這些染料在十九世紀特別流行，售賣時用的是這樣的名字： 舍勒綠，巴黎綠，祖母綠，鸚鵡綠和維也納綠。砷與銅和氫混合產生顏色的漸變，從新發樹葉的燦爛綠色，直到陰影處苔蘚更柔和的色調。多年以來，砷基染料被用於為布料、帽子和花園上的人造葉子、紙箱、賀卡、標簽、蠟燭、印度橡皮球、油彩、錫制的人造植物、活動百葉窗、地毯、肥皂和珠寶用人造孔雀石上色。就像謝爾本餐館的業主所說的那樣，砒霜綠的墻紙在全市仍然是司空見慣（盡管在他這個特別的餐館裡並非如此）。但是，即便墻紙未被污染，也可能被裱糊工人弄得有毒，他們喜歡在糨糊裡摻點砒霜，認為它有助於讓老鼠遠離墻壁。

當然，在謝爾本餐館，意外遭到砷污染的可能性被迅速否決了。毒藥被如此小心地摻入生面團，就不可能是意外——這正是許多人懷疑麵包師要對此負責的原因。助理麵包師甚至有些動機。他向警方承認他聽到了一個謠言，說他要被解雇了。後來證明這不是真的，但他是在中毒之後才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很穩當的。警察局派出了便衣警探跟蹤這兩個麵包師。其他警探在附近餐館詢問了廚房員工，尋找謝爾本餐館裡醞釀著的不滿的八卦或證據。巡警也被派去徹查出售砒霜的店鋪。

隨著調查的展開，全市的餐館紛紛報告稱，他們的顧客堅決拒絕把黑莓派和越橘派作為甜點。

（書摘有刪節，完整內容以正式出版物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