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戰爭（簡體書）

希波戰爭是對公元前499年至公元前449年間波斯帝國與希臘諸城邦之間爆發的一系列戰爭的統稱，前後持續了半個世紀。盡管希臘人在軍力方面遠遠弱於波斯大軍，但希臘人最終取得的勝利為希臘城邦發展出獨具特色的創造性、獨立精神、民主氛圍開辟了道路，也影響了未來西方歷史的發展。在漫長而激烈的斗爭中，先後發生了馬拉松戰役、溫泉關戰役、薩拉米斯海戰等世界戰爭史上的著名戰役，參與其中的傳奇人物波斯大王薛西斯、雅典將軍伯裡克利、斯巴達國王萊奧尼達斯留下了膾炙人口的故事。

由於戰爭年代久遠，無論是歷史文獻的偏頗、考古材料的匱乏，還是希臘地理環境的複雜，都給後人研究這些戰爭帶來了不小的困難。本書作者對波斯和希臘的戰略的描述清晰而有說服力，他關於士兵、政治家和普通公民生活的日常細節的描述也同樣令人信服。他對希臘地理狀況有第一手的知識，也完全掌握了原始文獻和現代學術成果。總之，通過本書，讀者能夠身臨其境一般經歷這場東西方文明之間的碰撞。

著者簡介

彼得·格林（1924─）是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古典學榮休教授，曾任愛荷華大學古典學兼職教授。著作有《從亞歷山大到亞克興》（Alexander to Actium）、《希臘化時代簡史》（The Hellenistic Age: A Short History）、《亞歷山大與希臘化時代》（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Hellenistic Age）等，譯著有《卡圖盧斯詩歌集》（The Poems of Catullus）、《伊利亞特》（The Iliad）、《奧德賽》（The Odyssey）等。

譯者簡介

王志超，歷史學博士，山西師範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古希臘史。著有《德摩斯梯尼與雅典對外政策》，譯有《哲學家死亡錄》《薩爾珀冬陶瓶》等。

完全建立在希臘實際地理情況上的歷史場景復原

細致剖析史料差異，撥開歷史迷霧，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文筆生動，講述了關於勇敢、懦弱和背叛的精彩故事

縮寫表 iii

1996 年重印版序 v

前言和致謝 xxiii

第一章 大流士與西方 1

第二章 馬拉松戰役的遺產 57

第三章 等待蠻族人 101

第四章 自由的基石 147

第五章 木 墻 205

第六章 伯羅奔尼撒的大門 271

第七章 最後的敵人 323

注 釋 391

參考書目 409

補充參考書目 420

出版後記 435

第一章 大流士與西方

希臘與波斯之間的這場大規模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位於希臘本土的一眾蕞爾小邦與正處於巔峰時期且使出全力的波斯帝國之間的衝突—始終是歐洲歷史中最引人關注的事件之一。正如埃斯庫羅斯和希羅多德清楚看到的那樣（盡管受到了民族優越感和宣傳意識的遮蔽），這場衝突就是一場意識形態之爭，也是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此類爭端。一方是高高在上的專制君主波斯大王，另一方則是志願參戰、訓練不足卻充滿自豪感的獨立公民。在希羅多德的筆下，薛西斯的士兵是被鞭子趕上戰場的；在他的作品中，波斯人一方反復出現鞭打、毀肢和酷刑這樣的主題，這值得研究。反觀希臘人，他們參戰是因為勝利與他們自身的利益息息相關：他們的戰鬥是為了保護來之不易而且仍然岌岌可危的自由。

埃斯庫羅斯的《波斯人》（The Persians）創作於薩拉米斯戰役結束八年之後，而作者本人是戰役親歷者。這部作品的重點與其說是在刻畫波斯人的形象—不可避免地充滿夸張荒誕的描述，沒有任何希臘人真正理解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倫理規範—還不如說是埃斯庫羅斯向我們展示的使希臘人充滿活力的精神和理想。王太后阿托莎是大流士的遺孀，她向王室顧問詢問了關於雅典的種種問題，最終提出了關於雅典的權力結構的問題（像她這樣的國王遺孀肯定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她滿以為除了必然會有的不同，雅典的權力結構與蘇薩宮廷不會有什麼兩樣。

“他們由誰人統治？”她問，“軍隊由誰人控制？”答復肯定會引來狂熱的雅典聽眾的陣陣掌聲：“他們說他們不是任何人的奴隸或附庸。”在阿托莎看來，這意味著糟糕的無政府狀態，而處於非常時期的雅典民眾似乎在證實著這樣的看法。“那麼，”她問道，“他們又怎能抵抗外敵入侵呢？”—必然會出現的一句回問。“就是這樣，”顧問告訴她，“他們竟然摧毀了大流士那支氣勢磅礴的

大軍。”

就像大多數雅典愛國者一樣，埃斯庫羅斯可能夸大了馬拉松戰役在軍事上的意義，但就這場戰役對雅典人心理上的影響而言，他的描述並不為過。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大衛（ David）擊敗了歌利亞（ Goliath）。波斯的戰爭機器雖然是世界級的—自從亞述帝國崩潰之後，就再未出現過如此強大的軍隊 —但並非天下無敵：這個教訓再清楚不過了。在馬拉松戰役結束十年之後，當希臘面臨著一次規模大到使此前的馬拉松登陸戰就像是小規模邊境衝突的入侵之時，關於勝利的記憶仍然能激勵著雅典、斯巴達及其盟友們繼續戰鬥。只要稍微理性思考一下，這樣的頑抗就完全是瘋狂之舉。那些認為自己是目光長遠的現實主義者的人 —包括德爾斐神廟的祭司、希臘北部城邦和愛琴海諸島的幾乎所有領袖—就像 1940年的法國維希政客們那樣，都認為抵抗毫無希望，而合作才是應對波斯威脅的合理答案。從邏輯上來看，他們的看法非常正確。但是，人類精神最終並不是靠邏輯理性 —地米斯托克利和丘吉爾都很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戰勝可怕命運而贏得偉大勝利的。光憑理性，遠遠不夠。

約公元前 6世紀中葉，正當波斯征服者居魯士席卷愛奧尼亞的前夜，米利都的福西裡德（ Phocylides of Miletus）寫道：“一個有序生活在高地上的小城邦要強於一個愚蠢的尼尼微。”盡管愛奧尼亞陷落了，而米利都與入侵者簽訂了協議 —愛奧尼亞諸城裡僅有的一個，但從長遠來看，福西裡德的話是完全正確的。當我們研究希波戰爭時，這是我們不應該忘記的絕對真理。近年來，由於東方學者和考古學家的杰出工作，我們對阿契美尼德王朝治下波斯的認識已經超出了已有認知。今天，我們必須帶著更深的洞察力和更少的先入偏見去評價大流士、薛西斯和他們的文明，頭腦開放如希羅多德這樣的探詢者可能也無法避免這樣的偏見。我們的圖景不應再是希臘見證人的那種排外的詆毀：我們現在應該警惕的是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過度熱情。

那些天生傾向於權威主義的人可能會喜歡阿契美尼德帝國，而正是他們喜歡它的理由使希臘人堅持反對它：一元化（並不總能保持效率）的政府管理、神權專制主義、缺乏政治反對派（只有偶爾爆發的血腥宮廷政變）、總督們對行省的散漫管理（只要他們的臣民不製造麻煩而且定期繳稅）。阿諾德·湯因比（ Arnold Toynbee）甚至曾說，假如希臘人輸掉希波戰爭，對他們會更好：強制推行的統一與和平很可能會使他們不再將精力分散在無休無止的荒唐混戰（和注定失敗的地方本位主義）上，從而就不會等到將來被一股腦納入奧古斯都的“羅馬和平”（Pax Romana）。

這種觀點沒有意識到的是，政治與思想自由以及憲政國家—無論單獨來看是多麼低效和腐敗—的全部概念都取決於一件事：無論出於何種動機，希臘人決定起來抵抗東方式的王權專制主義，並獲得了輝煌的勝利。現代歐洲並沒有從阿契美尼德王朝繼承什麼遺產。我們可以羨慕他們那威風凜凜但令人感到壓抑的建築，並帶著某種敬畏感凝視 —從匍匐在地的視角看—波斯波利斯的覲見大廳（ apadana）及其炫目的浮雕。可是，對我們而言，製造這些東西的文明卻像阿茲特克文明一樣陌生，原因也相差無幾。阿契美尼德王朝統治的波斯沒有產生偉大的文學和哲學作品：它對人類的一項永恒貢獻就是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這也很能說明問題。與迦太基類似，它的文化基本處於靜止狀態，主要致力於維持現有的神權統治，敵視任何形式的創造和創新。

與這種一元化制度相比，希臘人的成就顯得更為突出，簡直就是無法解釋的奇跡。民主政制在梭倫時代之後的城邦中誕生，並在希波戰爭以及隨後的五十年內發展至頂峰，有時候，我們會認為這是理所當然之事。事實遠非如此。自由的科學研究、自由的政治辯論、一年一任的行政官員、由多數票決定的決策制度—所有這些事物都迥然相異於希臘人不得不交往的任何一個主流文明的全部思維模式。無論如何產生，無論出於何種自私動機或者其他有爭議的動機，只要考慮到這樣的背景，他們的成就就會顯得更加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