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照漫筆．上卷（簡體版）（POD）

本書是繼2011年《資中筠自選集》、2013年《老生常談》之後，著名學者資中筠的又一個自選集，收入其2013-2022年間尚未入集的文章，以及講座整理稿、訪談記錄。全書共兩卷、八輯，涉及學術思考、公共話題、私人生活等各個方面。上卷四輯為：文化教育、公益與社會改良、閒情與雜感、訪談錄，下卷四輯為：歷史與救國、世界觀察、思故人、音樂家園。

「難求於世有濟，但行此心所安。」資先生修改曾國藩名句自況，不阿世，不迎俗，宣導中國人擺脫「帝師」情結，洋洋五十萬言，所思所慮，還是「生於斯、長於斯、終老於斯的本鄉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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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集中有一篇《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诠释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广为流传中，"天下"常被代以"国家"。其实顾的原意是把"天下"与"国家"分开，明确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另外一篇最新写的《国际研究的反思》，最后一段主张学者采取更为超脱、更高瞻远瞩的立场，与政客拉开距离。这是我的一贯治学和发声的态度，但很少为人所理解。
--摘自资中筠《自序》

我们经历过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一个人受到万民的膜拜，这是制度问题。在集权的制度下，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但假如没有人拜，这个神就不存在了。事实是，仍有很多人习惯于崇拜皇权，认为掌权者即是皇帝，总会做出英明的决断，坏事都是底下人干的，天皇永远圣明，这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制度会鼓励一种文化。
--摘自资中筠《从文化制度看当代中国的启蒙》

▍資中筠

國際問題及美國研究資深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1947年考入燕京大學，後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多年從事對外關係工作。1980年代參與創辦《美國研究》雜誌與中華美國學會，創辦中美關係史研究會並任第一、二屆會長，主持並參加各種國內外學術活動。1996年從社科院美國所退休後，著述尤豐，除專業國際研究外，旁涉中西歷史文化，近年來關注中國現代化問題，撰有大量隨筆、雜文。此外，翻譯英、法文學著作多種。

｜獨立思想之華章，自由精神之光芒｜
九十二歲之高齡，筆耕不輟，中國仍然敢於發聲的知識分子，最受尊敬的聲音
──資中筠最新自選集（2013-2022）

▍序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在专业著述之外开始写一些随笔杂文，或长或短，隔几年出一本集子。2011年应广西师大出版社之邀，从三十年来的文字中选了一些自以为有长远价值的，按题材性质分五卷，出了《资中筠自选集》，又称《五卷集》。这套文集获得了一些关注，还得了各种图书奖。随后于2013年又将以后两年来的文字集结出版，题为《老生常谈》。自那以后，时格势禁，没有再出文集。如今应刘雁女士之邀，把2013年以后尚未入集的文字在这里集结出版。这是本人第一次中文著作在外国出版，这本书竟首先在海外与读者见面，是我未料想到的。

本书文章截止于2022年。其中少部分曾发表在国内一些报刊。2015年在朋友建议和帮助下开了微信公号，创作更加随性，读者点击率也日益增加。本书大部分文章是曾在公号上发表的。这个公号共存活三年，正在方兴未艾之时，2017年秋被“永久屏蔽”。但是互联网时代文网再密也有空隙，实际上我并未三缄其口，除撰写的文章外，应邀做讲座或访谈，本书有些是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所以内容驳杂，体例也无一定之规，即兴发言不像写文章，措辞可能不太严谨。不过不论何种形式，都是个人有所思、有所感，经过思考，出自肺腑之言。

专业是研究美国，所以有关国际评论的文章也大多与美国有关。关于把一个国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来研究，我在1987年《美国研究》创刊号上已为文阐述一己之见。总之是把美国竖切面、横切面，作为一种文明全面考察，帮助国人增进了解，而不是为政府出谋划策，或为外交建言。当然此宗旨不为主流社科界所接受。只是自己的研究本着这一原则，主要代表性的专著有《二十世纪的美国》和《美国十讲》，以及几本论文集。另外还有一个独特的关注领域，就是百年来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发展，为此写了专著，第一版题为《散财之道》，以后随着发展不断增订，最后一版题为《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的演变》。因是之故，就这个专题接受了很多采访，应邀做了许多讲座。本文集设“公益”一栏，选入我最近几年的几篇文稿。美国是成熟的公民社会，NGO非常发达，进入后工业时代在这个领域又有所创新，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受到学界的关注远远不够。希望这一栏目的文章对读者有所帮助。

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分化变本加厉，特别是最近两届大选，不但在有选举权的华裔美国人中争议激烈，而且在中国的知识界也出现热烈的“川粉”现象。本人也曾被要求“表态”。我坚持作为中国人只能隔岸关火，绝不选边站。而且根据自己的研究角度，从来关注点不跟着大选跑，因为我不认为在美国制度下，总统能决定国运。

实际上我真正关注的当然是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本乡本土。借用杨奎松教授一本书的题目：忍不住的关怀。我关心的是民族精神，与研究外国一样，写作是以普通中国人为读者，绝对不作向上建言、献策之举。中国知识分子常有一种“帝师”情节，所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我竭力提倡的是摆脱这种情节而忧其民。本文集中有一篇《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诠释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广为流传中“天下”常被代以“国家”。其实顾的原意是把“天下”与“国家”分开，明确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另外一篇最新写的《国际研究的反思》，最后一段主张学者采取更为超脱、更高瞻远瞩的立场，与政客拉开距离。这是我的一贯治学和发声的态度，但很少为人所理解。

最后摘录《自选集》序言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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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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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写于11年前，大体上仍能代表当前写作动力和心情。最后一段提到日本核泄漏的天灾人祸。科学发展对人类的祸福一直是我关切的话题，见本书《科学与人类》一文。但是再“杞人忧天”，也没有想到今日在国内竟身处这样类似荒诞剧的防病毒“封控”局面；外部世界竟然发生了超级武器库卷入的真正的“热战”。掌控足以毁灭人类的武库的政客们凭理性克制了近80年之后，竟有失控的危险。与此同时，那些创新奇才似乎能将太空玩弄于股掌之上。人类、地球向何处去，已非我这风烛残年的凡夫俗子所能计。

2022年5月，九十二岁

一、文化与教育

1. 中文修养是一种文化底蕴
2. 再谈学中文
3. 周有光集代序
4. 公益与教育
5. 历届留学生与报效祖国
6. 生祭《炎黄春秋》
7. 知识分子感言―写在杨绛先生仙逝之际
8. 从文化制度看当代启蒙
9. 坎坷而幸运的创业
10. 改开初期学术交流轶事
11. 祝宗璞《野葫芦引》终卷出版及九十大寿
12. 斯文何以扫地
13. 时代与青年
14. 哀清华
15. 文摘三则

二、公益与社会改良

1. 无心插柳柳成荫
2. 美国财富向善历程
3. 一家山区幼儿园
4. 21世纪的新公益
5. 新公益的最新发展
6. 新公益与社会改良
7. 传一基金会
8. 捐赠何为

三、闲情与杂感

1. 我们都是看客
2. 皇帝的新衣现代版
3. 讲真话为什么那么难？
4. 奢侈的会诊
5.《费加罗的婚礼》与美国独立
6. 闲话过敏症
7. 杀君马者道旁儿
8. 照顾文化差异？
9. 壬寅述怀
10. 铁链女与战争

四、访谈录

1. 我们这一代人：中国新闻周刊
2. 一位老知识分子的老生常谈：上海《生活月刊》
3. 关于《二十世纪的美国》：南方人物周刊
4. 爱的对立面不是恨而是冷漠：新京报
5. 关于《九十自述》：跨文化思想家杂志

▍新公益与社会改良：新公益如何促成资本主义演变
――在《中国慈善家》改版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现代公益不仅仅是为了扶贫或者是暂时缓解社会的矛盾，而是要在实际上对推动社会改革起到根本性的作用。真正的改革，似乎外界看见的多是由上而下形成的政策决定的，但实际上，改革之能够实现，真正的推动力来自全社会各个阶层。因此，改革一定要用大众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向前推进。


◆ 改变不公平的竞争机制

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分化，开始有贫富分化之后，就有了慈善事业，古今中外莫不如是。这源于人性本善的一面――不能自己去独享好的生活；看到很多人还在吃苦，总要伸出援手。中国古话称其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类，我把它称为“前工业社会的慈善事业”。这种形式的慈善和社会改革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在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里，先富起来的人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而做的一些事情。

公益事业和社会改革开始发生关系，是从工业化以后开始的。当前大众熟知的大型国际公益基金会，基本都起步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间。彼时，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财富高度集中，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此时产生的慈善公益事业才开始和社会改革有了关系。它和20世纪初的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也有关联，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时发生的那一场改革，内容之一就是针对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进行改变。新的观念开始承认，贫富不均并不完全是自然竞争的结果。而此前，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看法，社会中出现贫富分化，穷的人之所以穷必定是又笨又懒，富的人则是又聪明又勤奋，所以才能够致富。在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之下，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第一批现代化公益基金会的创始人，比如卡内基、洛克菲勒等等，开始认识到，当时资本主义竞争的条件本身就够不公平，所以必须加以改进。他们提出，“向贫困的根源开战”。

这一理念和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贫困根源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贫困的根源，但卡内基等人认为资本主义好得很，这个社会体系不能改变，需要改变的是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而这才是贫穷的根源。

为什么不够公平？因为穷人的孩子接受不到很好的教育。第一代人在同等条件下展开竞争，但到了第二代就不公平了，富人的孩子进了很好的学校，得到很好的教育，而穷人的孩子得不到好的教育。第二代人之所以还是穷人，不是因为他本身又笨又懒，而是在于他没有机会。所以那一代的慈善家，包括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开展的最重要的公益项目就是教育，目的在于实现教育机会的平等，让竞争更公平。

另一个重要的公益项目是医疗。因为穷人看不起病，生一场病就完了，身体垮了就无法和人竞争，再聪明、再勤奋也是白搭。

所以，教育和医疗成为了当时大的基金会最重要的扶持领域，其主要出发点是改善公平竞争的条件，这就和社会改革联系了起来。因为有一些刚性需求不能完全用市场调节来加以解决，包括医疗、教育、科研、以及一些文化事业等等。比如古典音乐事业，它不能靠票房来养活，就要倚仗基金会的捐助和补贴；又比如某种科研暂时不能赚钱，暂时不能够大规模生产，也许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研究出来，也需要基金会的资助。

这些问题，在市场法则之下解决不了，就成为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在没有公益事业之前，因为没有公平竞争的条件，这些事情发展不了。因此 ，公益事业的发展就是为了推动社会改革，以保障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公平。它不仅仅是为了缓和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而且也是为了改变不公平的竞争机制。


◆ 观念的创新

我在2003年出版了《散财之道》，介绍一百年来美国工业化社会产生的最强的基金会。这本书到了2015年出第四增订版时候，题目就改为《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这里面就包括了现在的新公益的内容。从社会改革角度来看，新公益促成了资本主义演变。

资本主义演变这个词不是笔者发明的，而是西方政商精英、最顶尖的一批人提出来的。一个社会总是要演变，演变这个词是自动词而不是他动词，是evolve，不是be evolved，是自身自动演变，是内因促使它必须演变，这个过程是平稳的。

2014年左右，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研究美国的贫富分化问题。研究发现，从1970年代以来贫富分化趋势越来越严重，经济越是繁荣，收入的分化就越严重。更致命的是，中产阶级开始萎缩。在他们引以为豪的枣核型社会里，中间那一层是中产阶级，他们最稳定、最守法、教育程度最高，对社会的贡献也是最大。但在最近的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这个阶层正在慢慢萎缩、分化，变成了所谓的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上层的少数人进入特别富有的阶级，下层则慢慢沦落出中产的行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样的社会是难以为继的。这一情况引起政商精英们的关注和忧虑，所以他们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发展“包容性的资本主义”，意思就是说，不能只让少数人发财，应该可以大家一起共同发财，应该要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有的学者就开始提出这一观念创新，经过各种实践，逐步引起有社会影响的精英们的关注。

在新公益出现之前，原来的公益慈善项目多是无偿捐赠，即成立一个大基金会做项目，在项目框架内进行无偿捐赠。但这种做法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即便是像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样的几百亿美元体量的基金会，面对海量的社会需求也是不够的。所以，公益组织必须自己造血，否则难以为继。

公益不能只是“小而美”，把一个模式做得非常精致，但是没法推广，只能用在很小的圈子里，这不是新公益。新公益要满足极大的需求，可以推广，所以称为“影响力投资”，或者是“产品规模效应的投资”――投资一个项目，必须让它能够推广，涉及的面要广，受益人很多，这是新公益的不同之处。

因此，其合作伙伴必须多样化。过去，一个大企业或者一位富人捐出一大笔钱来，然后成立一个基金会让大家来申请，这个主体是单一的。而新公益的主体有各式各样的人，其中包括发起人，他不一定是出钱的人，也许他这手连着出钱的人，那手连着需要的人，他就是一个中介。主体也可以是投资人，可以是专家，可以是研究这个事的机构，可以是社区，也可以是媒体，大家合作起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与工业化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相反，当前的数字化社会和互联网社会，其特点是综合化，也就是说，一件事情仅靠一个专业是不够的，常常包含很多专业，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参与才能做成。同样，新公益事业也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参与进来。通俗地说，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智慧的出智慧，有权力的出权力（即政府给予支持，包括社区政府、地方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也就是说，政、商、学加上NGO各方面的力量，都是公益事业的主体，这是新公益和以前很不一样的地方。

新公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国际化转变为全球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区别，就在于全球化的行为主体不只是一个国家。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等，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国际的，不光是要改良美国社会，而且要关怀全世界，开展的项目具有国际性。而新公益全球化的涵义，就是行为的主体是各国联合起来形成的。像气候问题、大规模传染病，比如现在发生的疫情等等，仅靠单个国家是不能解决的，需要国际合作，公益也随之实现全球化。


◆ 义利并举的新公益

新公益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模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公益企业、社会企业等等。渐渐集中归结起来，形成现在比较普遍的称谓是共益企业（Benefite Corporation），成为全球新公益领域覆盖面最广的一个模式。

过去，企业在挣了钱之后捐钱做好事，而他们是用什么手法赚的钱并不作为公益关注的一部分。比如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其前期获取财富的过程是相当不光彩的，他们巧取豪夺的手段已经被暴露无遗。但是它后来做了很多好事，对改革社会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是以前的模式。而在社会企业的新模式中，从一开始企业就要对社会负责，包括其积累财富的过程也要符合社会价值，所以叫“负责任的投资”――要在赚钱之前就先想好企业对社会要实现什么目标，而不是只管先挣钱，挣了钱之后再说。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革。这个改革颠覆了弗里德曼的理论，即公司的中心目的就是为股东赚钱，为了利润最大化。社会企业的模式颠覆了这个目的，公司的首要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每办一个公司，得先确定这个公司的社会目标是什么，这个公司首先要满足这个社会目标。这是一个颠覆性的理论，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加以改变。

“资本主义演变”这个说法因此应运而生。2006年，卡索伊等人成立了共益实验室（B Lab），专门论证什么样的共益企业是符合标准的。他们宣称，创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动机，是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应该有更好的办法。企业的发展是需要资本的，但是要设法建立一种为整个社会服务的资本，而不仅是为少数股东的利益服务。在他们的创新模式之下，原来的股东叫shareholder，现在叫stakeholder，即利益相关者。企业要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而不仅仅是股东。

几十年来，已经产生了很多共益企业，而且也经过了认证。前文提到2019年百家大企业的CEO发表声明，这个声明发表之后，很快就得到多家企业的响应，现在已达200家。

当前，美国已经有37个州专门为这种新的企业成立了新的《公司法》。 一个企业如果要转变为公益公司，要遵守这个法律程序，比如要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公告，同时需要三分之二的股东通过，等等，因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赘述。


◆ 新公益需要更多思考

新公益的出现，也带来了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所有这些社会改革措施的设计者基本都是富豪，是社会上最顶尖的人。那么，既得利益者有什么动力来改革社会？因为一般看法是，既得利益者要保持社会的现状，以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真正想要改变社会的，应该是底层的老百姓。

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虽然改革的源动力发自底层，但几乎每一项真正的改革都是精英阶层去实现的。这些既得利益者有什么动力去推动改革？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公民社会，它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只有保持一个健全的市场，才能够保持既得的利益。而如果这个市场垮台了，既得利益也就无从谈起。没人买你的东西，你就赚不了钱，光是靠那千分之一在金字塔上的人来维持购买力，是绝对不够、不行的。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购买力和健康的市场经济，才能够维持既得利益者的地位。因此，利和义应该是相互结合的。假如在一个社会中，既得利益者完全是靠特权行事，那么他们就要维护自己的特权，进而维护一个能够保有这种特权的制度，压制其他人，唯我独大。假如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既得利益者就没有动力去实施改革。

一个市场经济运行下的社会才有动力去改革，这是因为每个人和市场都有关系。这种改革不会推翻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几个根本的元素不能改变。在这个前提下推行的改革，就是资本主义演变。

另一个促发改革的因素是人的观念。如果人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人生而平等，这个观念深入人心，那么就会觉得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是不合理的。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观念都不承认的话，社会进步也就没有什么动力，这个社会也就不是一个好社会。

在这方面，知识精英担当重任。知识精英，也就是中国所谓的士，应该可以超越既得利益去考虑问题。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就是只有士能做到，能够超越自己的利益去考虑问题。奥巴马推进医疗改革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上层精英告诉我，医疗改革后他是要多付一些钱的，在医保方面会比以前吃亏一点，但是他还是拥护这个方案。因为在美国这么富有的国家，医疗覆盖度却太低了，这是他不能忍受的。不能说他有多么的大公无私，但是至少他作为知识精英有这种觉悟和认识。巴菲特也说过，自己赚那么多钱是不太公平的。我认为，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普世价值的教育当中。

新公益的第二个问题是，共益企业的主力是大的私人资本家，这和政府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关系？且不说欧洲，即便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真正有能力维持社会保障的还是政府。有人说，在现代的公益事业中，私人公益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如果强调它的作用，就是和政府抢资源。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公司整个都是为了社会，那么究竟政府的社会在哪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然，这里所说的政府是指民主政府，即预算有监督，支出有监督，税收也有监督。在这个框架之下，社会与政府的关系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目前仍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

（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