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屋、貿易與歷史：臺灣與砂勞越人類學研究論文集

早在啟動新南向政策以前，東南亞就是臺灣長久以來的近鄰。

臺東大學教授蔣斌長年關注臺灣與東南亞地區各民族，本書析論深入，是從文化、貿易、經濟等層面理解東南亞民族最佳叩門磚。

《家屋、貿易與歷史》收錄人類學者蔣斌過去十餘年間對臺灣及東南亞的人類學研究。
臺灣原住民、島嶼東南亞及大洋洲多數族群同屬南島語族（the Austronesian linguistic family），在語言學與考古學的研究上，咸認臺灣為南島語族最古老的分布地之一，甚至可能是原鄉。東南亞是臺灣的近鄰，對多數國人而言卻相對陌生，本書6篇文章析論精闢入裡，只要翻開閱讀就能進一步了解臺灣原住民和他們文化上的親戚：島嶼東南亞。

「臺灣當代的社會大眾與知識階層，整體來說對於我們的近鄰東南亞，其實相當陌生，即便是多數媒體琅琅上口的『南向政策』或者『臺灣原住民是南島民族的源頭』等等論述，甚囂塵上。但是要說到真正對於東南亞，特別是島嶼東南亞的社會文化，在細節上仍然認識有限。希望這本小書當中的文章，能在這個方面引起大家的興趣，進一步花時間了解我們臺灣原住民，以及他們在區域上的文化親戚：島嶼東南亞，所擁有的豐富而且多采多姿的文化樣貌。」――作者前言

「作者採用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屋社會』理論，意圖探討台灣階層化排灣族社會以及島嶼東南亞族群的家與家屋、人群和屋社會以及環境的背後深層結構關係，不但延續二戰後中央研究院學者對排灣族研究的基礎，範圍更擴及於印尼砂勞越、加里曼丹等地區的田野工作，提供華語文地區人類學關於達雅克（Dayak）族群的Iban、Kayan、Kenyah、Kelabit等社會文化中農業、生計、身分威望等社會實踐之重要民族學讀本，更進一步論述上述田野對象與國家、與當地華人之間的政治經濟互動模式，從個體、家庭、社會三者之間的關係建構東南亞族群互動關係理解，帶領我們一起探索『東南亞』這個看似熟悉卻又陌生的南島世界。」――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　王長華

蔣斌
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博士，現任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兼任教授。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所長、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合聘副教授，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主任等。研究領域主要是社會文化人類學，曾進行田野研究的地方包括臺灣屏東、臺東的排灣族與達悟族（雅美族），馬來西亞砂勞越州、寮國、印尼西加里曼丹省。

【前言】
前言

這本論文集收錄了個人過去十多年間對於臺灣原住民排灣族（the Paiwan）以及砂勞越伊班族（the Iban）、加央族（the Kayan）以及肯亞族（the Kenyah）的人類學研究論文。臺灣原住民與島嶼東南亞以及大洋洲的多數族群同屬於南島語族（the Austronesian linguistic family），在語言學與考古學的研究上，學者公認臺灣是南島語族最古老的分布地之一，或者是可能的原鄉（Bellwood 1985, 1995; Blust 1984）。但是在民族誌以及社會文化人類學的領域中，將臺灣原住民的研究放在南島語族的脈絡中進行探討的著作，仍然不多。這裡的論文，是個人的一些初步嘗試。
以「家屋、貿易與歷史」作為標題，乃是因為這三個主題，涵蓋了收錄的六篇論文的研究主軸。家屋社會（house society）的理論自從法國結構人類學者C. Lévi-Strauss提出後，成為島嶼東南亞社會組織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讓人類學者聚焦於家屋如何「型塑」（constitute）而非只是「反映」（reflect）親屬關係以及社會關係的現象，並且開啓了建築空間人類學的研究領域。臺灣的排灣族，傳統上以石板構築單一家庭的家屋，家屋實體本身具有持久性，並且被賦予家名，因此家屋成為基本社會單位，以及歷史記憶的承載媒介。砂勞越各個主要的達雅克（Dayak）族群，則以長屋（long house）的聚落建築型態，聞名於世。但是，在平權的伊班族以及階序的肯亞、加央族之間，在長屋的持久性、內部階序分化、以及是否作為歷史記憶的載體方面，表現出不同的型態。此外，由於長屋與聚落的範圍相重疊，因此在砂勞越，長屋成為整個聚落的社群表徵，這點和排灣族的單獨家庭家屋，形成有趣的對比。
Lévi-Strauss基於家屋作為一種「物」而具有型塑社會關係的作用，將家屋社會視為「物崇拜」（fetishism）的原型。而在排灣族與砂勞越各族的民族誌實例中，除了家屋這個實體之外，也可以看出流通的物（貿易品）以及生產的物（農耕作物），在型塑社會關係上的作用。這一方面涉及貿易品的傳入、保有以及如何被在地社會吸納的問題。海洋貿易在東南亞地區具有久遠的歷史，並且和在地族群的社會形構，具有密切的關聯。包括對於貿易樞紐的掌控，如何成為社會階序的基礎，以及貿易品如何轉化為儀禮物，繼而鞏固社會的建構兩個面向。另一方面，對於砂勞越的伊班族而言，稻作農業的型態，除了生態適應上因地制宜的特性之外，也具有儀禮的意義，而成為長屋社會建構中重要的部份。
在本書的各篇文章中，第一篇〈臺灣排灣族的家屋與社會構成〉一文，綜合描述了臺灣排灣族的家族結構、家族繼承、家屋構造以及社會階序的關係。其中特別和Lévi-Strauss所提出的「家屋是父系與母系、血親與姻親、同胞與配偶等矛盾原則的超越、統合與化解」的論點，進行對話。
如果說〈臺灣排灣族的家屋與社會構成〉比較著重在傳統民族誌的保存與呈現，第二篇〈從口述到書寫的歷史：臺灣原住民排灣族G村部落誌的撰寫與競爭對話〉這篇論文，則是探討當代臺灣在原住民各族如火如荼的歷史書寫運動中，在親自參與撰寫地方誌的經驗中，根據觀察所見，鋪陳排灣族以貴族家系為軸心的歷史記憶，如何在口述歷史被書寫成為文本的過程中，呈現出不同的版本，凸顯出以家名、事蹟、論述脈絡與論述者的差異，所形成彼此間的競合關係。
在東南亞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研究當中，有一個長久以來的「常規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簡單來說就是區分低地與高地，或者海岸與內陸，或者河流下游與河流上游，這兩個地理環境區域。而且這兩個區域，又對應到兩種生計形態，以及兩種政治型態。一般來說，低地/海岸/下游的人們比較多進行水田稻作，並且比較多屬於王朝的子民；高地/內陸/上游的人們比較多進行山田燒墾，並且比較多保持部落型態，不固定屬於某一個王朝。但是東南亞的民族誌，往往就是會存在出人意表的例外案例。在第三篇〈砂勞越的旱田、澤田與水田：演化階段？技術類型？還是因地制宜？〉文中，我就用砂勞越伊班族以及Kelabit族的稻作農業不同的方式，論證我們不應該將這這三種農業，視為涇渭分明的類型，或者背後對應著不同社會複雜度的三個演化階段。我希望證明：在砂勞越的例子中，這三種方式，彼此間轉換的門檻很低，技術細節的共通性很高，三者往往並行不悖，取捨間主要是因地制宜的考量。同時，不論在伊班族或是Kelabit族的社會中，農業的技術偏好，都有社會聲望的考量因素在內，而非單純的糧食經濟問題。
接著第四篇〈喧天的鑼與沈默的鑼：砂勞越峇南河中游Kenyah族生命儀禮中的銅鑼〉，企圖探討Kenyah族人對於透過跨族群貿易輸入的鑼，如何賦予價值。而透過鑼在生命儀禮中的使用方式，呈現出價值在於它的兩個物質特性：沁涼與發聲。而這兩個特性，在Kenyah人的生命儀禮以及背後的人生觀及宇宙觀中，各有其重要的位置。同時鑼聲更具有聽覺層次的屏障作用，可以在重要祭儀的場合，在聽覺上隔離出需要的神聖空間。
其次第五篇，〈岩燕之涎與筵宴之鮮：東南亞燕窩的商品價值與社會生產關係〉一文，首先探討在中國消費者心中，燕窩的價值何在，論證中醫文獻如何一步步在自己的知識體系中，為這個外來珍品找到位置，建立其價值。這個案例可以用來和人類學中既有的價值理論（theories of value）對話。因為燕窩價值的產生，表面上是來自稀缺性（scarcity）與需求（demand），但是中國消費者對於燕窩價值的認定，其實很重要的是認知到以及想像出燕窩生產背後的勞動力，因此勞動力的價值理論，在燕窩的例子上呈現出一個轉折：就是勞動力本身並不直接產生價值，而是要透過文化體系（在這裡涉及的是中醫藥體系）的認定並賦予意義，勞動力才得以成為價值的內涵。這篇文章的後半段，則透過砂勞越兩個燕窩產地的比較，一個是多族群開放競爭的場域，另一個是階序化族群中貴族的壟斷，呈現出不同的生產關係，以及不同的產業前景。
第六篇〈「張」長屋（Rumah Chang）：一個砂勞越伊班族的長屋社群、歷史與區域貿易關係初探〉則是深入探討前一篇中從事燕窩生產的兩個社群中的一個。但是探討的觀點，從燕窩產業本身，轉為這個伊班族長屋社群如何看待燕窩產業，以及如何將自己在這個產銷鍊中原本不利的地位，轉換成優勢，並且將參與在此產業中的商品經濟收益，轉換成為社群的核心象徵―長屋―的美化，從而實現了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在當代人類學關注的全球化議題中，往往強調地方社群的「能動性」（agency），認為面對巨大的全球化勢力的籠罩與碾壓，地方社群其實並不是完全弱勢無力的一群，而是有自己來自傳統文化的能力，或者用來自傳統文化的觀念系統，反抗或者至少過濾、詮釋這個基本上來自市場機制的勢力。
臺灣當代的社會大眾與知識階層，整體來說對於我們的近鄰東南亞，其實相當陌生，即便是多數媒體琅琅上口的「南向政策」或者「臺灣原住民是南島民族的源頭」等等論述，甚囂塵上。但是要說到真正對於東南亞，特別是島嶼東南亞的社會文化，在細節上仍然認識有限。希望這本小書當中的文章，能在這個方面引起大家的興趣，進一步花時間了解我們臺灣原住民，以及他們在區域上的文化親戚：島嶼東南亞，所擁有的豐富而且多采多姿的文化樣貌。

館長序
前言

臺灣排灣族的家屋與社會構成
從口述到書寫的歷史――臺灣原住民排灣族G村部落誌的撰寫與競爭對話
砂勞越的旱田、澤田與水田――演化階段？技術類型？還是因地制宜？
喧天的鑼與沈默的鑼――砂勞越峇南河中游Kenyah族生命儀禮中的銅鑼
岩燕之涎與筵宴之鮮――東南亞燕窩的商品價值與社會生產關係
「張」長屋（Rumah Chang）:一個砂勞越伊班族的長屋社群、歷史與區域貿易關係初探

參考書目

【內文試閱】
岩燕之涎與筵宴之鮮――東南亞燕窩的商品價值與社會生產關係

在一般英文文獻中，稱華人食用的燕窩為“birds’ nest”、“edible birds’ nest”或“swiftlets’ nest”。在華人圈的飲食文化中，燕窩被視為一種珍饈，一般來說沒有太大的疑義。當然，現代智慧型（“eat smart”）或者說反思型（“eat conscientiously”）的消費者，對於燕窩不乏質疑的聲音。但是隨著中國國內人民消費力的提升，燕窩的市場更加蓬勃發展，也是明顯可見的趨勢。可想而知，燕窩不是常民的飲食中的大宗食品。但是，海內外凡是華人，即便沒有見過或吃過燕窩，絕大多數的人聽到「燕窩」兩字，大概都會油然生出敬意與嚮往。要說在中國飲食文化的象徵位階上，燕窩居於拔尖的地位，絕不為過。在想像中，燕窩往往伴隨著宮廷、豪門、奢宴、異國與神祕的意象。人們對於詳細的情形可能不甚了了，但多半模糊的知道：燕窩背後隱藏著很大的「功夫」，包括燕子的功夫、人的功夫和錢的功夫：燕子「嘔心瀝血」地築巢，「南洋土著」冒著生命危險攀高採收，然後中間商上山下海取得貨源，層層轉銷，最後才能由富裕的消費者購得。
然而這樣的大費周章，都是建立在一個人們並不十分清楚的前提上：燕窩想必是有價值的，但是這價值究竟是怎麼產生的呢？這篇論文的主旨，就是希望透過文獻的爬梳，加上砂勞越燕窩產地的田野資料，探討東南亞某處遙遠陰暗的石灰岩洞中，某些特定品種的燕子用唾液構築的，一叢一叢看起來其貌不揚的鳥窩，是怎樣被漢醫傳統認定為補品中的極品，產生市場價值，並且獲得新的文化分類，繼而衍生出一個龐大的環南中國海燕窩貿易的商機？
在東南亞歷史、財經、文化研究的領域中，燕窩都是學者們熟悉的一項重要的貿易品。目前在環南中國海的市場上，燕窩的貿易金額仍然相當龐大。依照位於新加坡的「東南亞國協燕窩貿易商協會」（Asean Birds’ Nest Traders Association）的估計，以印尼為例，其佔有全球燕窩出口市場的70%，年出口金額在2億到2億5千萬美元之間，1997年的出口量為170公噸，並且預計1998年會有10%的成長率。其他的主要燕窩出產國包括越南、馬來西亞與泰國（Cohen and Redeb 1999: 48）。國際環保團體與野生動物保護協會近年也對燕窩貿易密切關注，深怕因為華人嗜吃這種燕子的口涎構成的燕窩，而危及燕子的生存與繁衍。過去10多年間東南亞經濟的繁榮，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國民消費能力的提高，市場成長，更加深了這方面的顧慮。
雖然說燕窩具有這樣顯赫的地位，但是不論在哪一個領域中，針對燕窩的研究，卻是異常的貧乏。就燕窩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而言，在英文文獻中，除了少數純粹描述與政策參考的文章（例如Cranbrook 1984; Leh 1993; Meday 1957）之外，只有Leonard Blussé (1991)的論文“In Praise of Commodities: An Essay on the Cross-cultural Trade in Edible Bird’s Nests”探討的是燕窩生產與貿易的歷史。但是 Bluessé 文章的目的，是企圖由這個商品的研究為例，呈現出「東方貿易真正的特質（the true nature of Oriental trade）」（ibid: 317）。Blussé的研究以東加里曼丹（Eastern Kalimantan）、爪哇南岸（Java’s South Coast）、巴達維雅（今雅加達）近郊（Batavia’s Countryside）以及占婆島（越南東南岸）（Champa Islets）4個燕窩產地為例，討論的時間由18世紀中到19世紀初。
Blussé利用文獻資料細膩的呈現出這4個產地的燕窩生產關係，以及曲折的歷史過程。他指出：在東加里曼丹，生產燕窩的岩洞所有權原本分屬於蘇祿（Sulu）蘇丹王朝中的一些達官顯貴，採集的工作則是由婆羅洲當地土著以奴隸的身分擔任。後來蘇祿海一帶的Taosug商人和來自蘇拉威西的Buginese商人爭奪燕窩貿易的利潤，分別和不同的婆羅洲土著族群結盟，發生激烈的爭鬥。最後導致東加里曼丹南部的Segai-i部族趁機入侵，以屠殺及驅逐的手段，消滅了原來的土著族群，使得原本蘇祿權貴和Bugis商人控制下的生產方式被破壞。當英國的北婆羅洲特許公司力量進入後，就成功的由蘇祿蘇丹和Bugis商人手中奪得了燕窩的經營權。
在爪哇南岸，生產燕窩的岩洞原本屬於當地的君主所有，採集與看守岩洞的工作則由當地居民以服勞役（corvée）的形式擔任。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力量進入後，壟斷了貿易及貨運的業務，而後原本擁有岩洞所有權的君主索性將權力租賃給殖民政府。但是基層的採集與守衛工作，形態並沒有改變，仍然由當地居民擔任，只不過由向君主服勞役成為向殖民政府服勞役。
巴達維雅城近郊的燕窩岩洞，由東印度公司公開招標，得標的荷蘭商人向公司定期交稅，在生產方式上，和爪哇南岸的情形類似，由當地居民擔任採收勞工，作為勞役的一部份。
越南的占婆島一帶，原本離岸島嶼的燕窩岩洞，由當地漁民開採自由出售，阮氏王朝建立後，派駐屯兵，並且允許屯兵開發當地的燕窩，每年再上繳重稅給朝廷。屯兵自己並不進行採集，仍然依賴當地的漁民擔任危險的採集工作，採集回來後，由屯兵向漁民按船或按人頭抽取一定比例的燕窩作為稅金。
Blussé的主要論點在於：這些多元化而充滿地區差異的燕窩生產與貿易關係，到了19世紀中葉之後，就逐漸轉變成為華商壟斷的局面。按照Blussé的看法，這個轉變的原因，在於華商以「包稅」（tax farming）的方式，深入內陸燕窩產區，以極端優惠的條件提供土著在當地極受歡迎的中國製造品（如棉布、陶瓷器等），換取燕窩。同時，和歐洲商人相比，華商比較有耐心處理這種纖細的商品。華商還用燕窩取代白銀，寄回老家，這也受到當時荷蘭殖民政府的鼓勵，因為可以避免白銀的大量外流。用Blussé的話說：「這個曾經是跨文化的燕窩貿易網絡，逐漸轉變為單一文化的貿易體系了」（ibid: 333）。而其中值得省思的是：

研究西方勢力擴張歷史的學者，多半只會注意到西方人在亞洲區域內貿易（the intra-Asian trade）獲利的增加。燕窩貿易的例子給我們一個教訓：如果我們關注某一個特定商品的生產模式，以及其相關的權力鬥爭，我們可能會發現另外一幅景象。在燕窩的貿易上，情況正好相反：西方勢力的擴張，實際上是為中國貿易的擴張鋪了路。（ibid.: 334）

姑且不去深究或者反駁Blussé的論點，1他觀察到的華商在歐洲貿易體系建立後，發展出對於燕窩的壟斷，也可能有其見地。但是筆者認為，華商能夠壟斷燕窩的貿易，並且直到今日維持壟斷的局面，除了搭西方貿易體系的便車之外，還包括對於生產的一端不辭辛勞的深入經營；而且更重要的，可能還在於華商對於消費端需求的理解、掌握甚至操弄。畢竟燕窩的貿易網絡，其最大及最終的消費市場不是在中國，就是在相對富裕的華人社會中。而燕窩的價值，非常明顯的是由文化系統界定或建構的。這是一個以華人消費市場為核心，而非以歐美市場為核心的區域世界體系。
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提出後，得到的重要迴響之一，就是亞洲研究的學者對他的批評。認為他過度膨脹了歐洲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對於世界體系建立的重要性。早在以歐美為主的世界體系形成之前，世界不同地區的區域性貿易圈，就已經構成了數個不以歐洲為唯一中心的多元世界體系（參考Abu-Lughod 1989）。在這個議題上，研究亞洲歷史的學者的貢獻尤其重要，因為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的海洋貿易，長久以來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研究領域，不只對歷史學家而言，海洋貿易是東南亞史上不容忽視的重要事件，對人類學者而言，東南亞社會文化單位的形成與變化，對於人類學傳統封閉性小社群研究取向與理論的適用性，更是一大挑戰，其原因也就是因為高度發達的海洋貿易，對於個別社會文化體系特性的建立，所具有的影響。
在這個議題之下，荷蘭學者Jacobus van Leur (1955)著重於小販與國家的關係，以及在東南亞發展的自成一格的貨幣與商品化的過程。Marshall Sahlins (1988)則強調在鋪天蓋地而來的資本主義勢力之下，地方社群與他們的文化系統所具有的能動性。在跨太平洋的交換體系中，由文化體系所決定的「聲譽價值」（prestige-value），往往有能力凌駕在資本主義體系所遵循的「交換價值」（exchange-value）之上，甚至讓整個資本主義體系成為地方文化的俘虜。
但是，聲譽價值如何產生，或者如何決定？Arjun Appadurai (1986)認為，不是價值產生交換，而是正好相反，是交換產生價值。一件東西是可欲的，因此人們會透過交換企圖得到它，這只是表象。事實上是，一件東西之所以可欲，是因為它成為交換體系中的一個物品，參與交換的人，可以在經手這個物品中的過程中，或者透過將這個物品在商品與禮物兩個面向（phases）之間轉進轉出，抗拒其他人企圖透過交換獲得這個物品的努力，藉此累積或提高個人的價值，而這個個人的（借用Sahlins 的話說）聲譽價值，更使得被交換的物獲得價值，成為人們願意付出代價、透過交換獲得的對象。
Appadurai在這裡使用了Igor Kopytoff (1986)的一個觀念，就是「商品」與「禮物」不是因為生產方式不同而具有本質上差異的兩類物品。「商品」與「禮物」應該被視為兩個面向（phases）或者階段。同樣一個物品，或者一類的物品，可以在「商品」與「禮物」兩個面向轉換，有時作為商品，有時作為禮物。如果我們採取一種「方法上的唯物崇拜」（methodological fetishism），以一個物品或者一類物品為核心，探討它的生命史，在商品與禮物兩個面向中轉換進出的過程，將有助於了解不同生產模式間串連的情形。
下面，我們就以中文文獻以及砂勞越的田野資料作為基礎，討論在中華文化圈中，燕窩作為一種珍饈，它被認定的價值，是如何發展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