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政治與法律的角色檢視：以聯邦議會極端右翼AfD政黨釋憲案為分析核心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特殊位階正如同《聯邦憲法法院法(BVerfGG)》第1條第1項所明確規範，它既為憲法機關、同時也是一自主與獨立的聯邦司法法院。而聯邦憲法法院作為釋憲爭議的最高仲裁者，它對所有關於德國《基本法》的詮釋問題皆具有其最終裁決權，亦即當各憲法機關意見分歧或相互間出現機關爭議時，此時的聯邦憲法法院乃以憲法為導向及其制約之權力，在遵行「基本權利」與維護「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fdGO)」精神與價值體系下，做出釋憲訴訟案相關憲政與法律問題之最後裁決。換言之，雖然聯邦憲法法院隸屬於司法裁判審查權限的憲法機關，而非為政治機關，但聯邦憲法法院的任務功能即是將政治納入至法律架構中，並對於在《基本法》的相關釋憲裁決裡詮釋其適用之憲法，同時也在司法判決的基礎上制定規範準則，此外，聯邦憲法法院更決定著介於政治權力與法律區間所長存的緊張關係，以裁判其具有深遠政治影響力和意涵於其中。也因此故，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德國政治體系中一個重要權力因子的來源所在。

論文並在德意志憲法史的進程中，探討近代德國三個「共和的憲法史」，關注德國國家法含有歷史深刻痕跡的後繼修正主義及其所具有對未來特殊開創性的前驅布局胸襟，以防威瑪共和「民主的赤字」重蹈覆轍，或者另就如同德國憲法史暨歷史學者Andreas Wirsching論述有關「威瑪共和的赤字」，即關於魏瑪共和時期的瑕疵在於，抗議示威者在國家社會主義興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作用，以及德國人為何如此容易受到納粹的意識形態所影響；是以，聯邦憲法法院在面對「法律與政治」及防範極端民粹主義的「防衛民主」，抑或是在三權分立的「權力分立原則」與「法治國原則」及攸關國家重大政策走向之裁判案等釋憲案例中，聯邦憲法法院謹守分寸、進行著憲法暨《基本法》「優位性」與「妥適性」為範疇領域的法學理論，並以此作為詮釋的最佳法學釋義。更進而再運用對應到那些涉有潛藏性的危害因子，藉由因應和預防歷史再次走偏重演，從而以免除陷國家於萬劫不復地步，如聯邦憲法法院回應極端右翼政黨 – 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提出聲請的釋憲案，同時，另還探討對比於使用在本篇論文其他釋憲案例中互有關聯性的法學學理論述議題上，這些加總合計19個釋憲案例逐一做檢視，藉以探索聯邦憲法法院在最後所做出裁決結果的政治與法律角色之整體研究分析與評估。此即如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前法官Ernest-Wolfgang Böckenförde曾指出，一個國家所需擁有的，不單只是在於權力，它還關乎著「國家秩序作為自由秩序」的真相。因此，為了讓德國的法治規範持續在德意志的法學價值理念、轉型正義與反納粹民粹極端右翼的意識形態衝突中，不斷嘗試以找出適合國家自身最新動態的法益衡平性。換言之，亦即論文從中予以剖析聯邦憲法法院司法裁判審查之權限與依憑，以探究出它對於在有關「法律與政治」面向的憲法釋義角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