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奇異之年（簡體書）

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劇烈爆發，大量肉眼無法看見的灰燼顆粒，在一年內擴張蔓延，停留在距地球表面10至20公里的大氣中，形成一張氣溶膠膜，將太陽能量反射回了宇宙，導致了全球降溫。1816年，成為了歷史上著名的“無夏之年”。
本書以1816年全球氣候突變為背景，將龔自珍、雪萊、喬治、嘉慶的生存狀態並置，把中國和英國的文化語境並列，重現這一時間斷面上，四個人物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境遇，以及他們對天氣變化的認知，並重現中英之間的外交接觸。由此，凸顯兩個國家和兩種文化在這個時代的巨大差異，並試圖通過剖析兩國在鴉片問題的上交鋒、在貿易領域的對話，來揭示清朝政權由盛轉衰的根源。

易丹，現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奧爾堡大學、波恩大學、根特大學、哈佛大學、魯汶大學等高校訪問學者和客座研究員。代表作有《西洋景：歐洲的9個文化表情》《斷裂的世紀》《中國現代藝術史1979—1989》《我在美國信息高速公路上》《觸摸歐洲》等。

在本書中，坦博拉火山爆發及其後續全球氣候效應，並不是作者關注的重點，而只是一個背景。因為1816年的全球降溫，讓作者得以把中國和英國的知識分子並置在一起，把英國國王和中國皇帝並置在一起，讓他們產生一種互文效應。飄浮在平流層裡的氣溶膠，成了一面映照東西方社會和文化的鏡子，構成一幅相互關聯的圖景。在這個圖景中，無論是中國的龔自珍，還是英國的雪萊，無論是攝政王喬治，還是嘉慶皇帝，都被影響全球的氣候突變所籠罩，成為 1816 無夏之年時空中凝固的標本。他們的生命軌跡，他們的喜怒哀樂，都成了這個特殊年份中的文化構成元素，成了中國和英國 19 世紀初期歷史進程的個體話語標誌物。

在這裡，個體是關鍵。

龔自珍生活在富裕的江南上層社會， 1816 年中國氣候突變所帶來的旱澇和民生之苦，父親治下的上海江蘇等地的災情，他也許有所耳聞，卻沒有在自己創作的文本裡直接呈現出來。嘉慶皇帝坐在紫禁城和圓明園裡，閱覽官僚們呈上來的奏摺，也許能掌握這一年全中國的氣象災害概況，卻不可能真正體會到雲南草民的生存掙扎。同樣是貴族出身的雪萊，也許能從日內瓦湖畔的淒風苦雨中，見證氣候寒冷給人種帶來的退化，能從阿爾卑斯山上的冰雪裡，體會到自然的神奇力量，卻無法體驗瑞士農民吃不上麵包和土豆的饑餓感。攝政王喬治也許聽說了東英吉利的饑民暴動，卻不能將自己在布萊頓宮裡感覺到的盛夏寒意，與愛爾蘭鄉村居民的瑟瑟發抖做身體上的關聯。

身為知識分子的龔自珍和雪萊，在他們的寫作中對氣象變化做出了間接和直接反應，但這只是他們這一類人的一種反應而已。不管是將帝國南北的水災跟陰陽五行的失調聯繫在一起，還是把日內瓦的夏日冷雨當作法蘭西院士的自然哲學證據，他們的文本，只表徵了他們的生存體驗和他們的思想與情緒。同樣，嘉慶皇帝兢兢業業用朱筆批改奏章，給江蘇和安徽的農民免去這一年的稅賦，並不代表他真的體會到了受災人民依靠觀音土充饑的困苦，也不意味著他會削減在皇宮中為自己服務的廚師的人數；那位以享樂而聞名的攝政王喬治簽署的政府文件中，也許就有救濟饑民的內容，但可以肯定的是，當他在布萊頓宮用116 道菜的晚餐來招待客人時，不會聯想到參加“麵包還是鮮血”大遊行的英國民眾的空胃。

1816年，當平流層裡的坦博拉氣溶膠蔓延在地球上空，同時籠罩著東方和西方時，中國的龔自珍和英國的雪萊，並不知道他們各自的國家，在這個特定時空的官方接觸，將是一次歷史性的文化碰撞。而就是在如此的碰撞中，我們得以窺見兩個國家和兩種不同文化的巨大差異與各自興衰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