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那麼狂野的西部：西進運動中的制度演變（簡體書）

提到美國西部，人們通常會想起魯莽好斗的牛仔、亡命之徒和牧場主。 不同於這些刻板印象，本書基於新制度經濟學視角，將美國的邊疆歷史置於新的理解框架之中——強調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產生，可以如何幫助人們促成合作、化解衝突。本書沒有把美國西部邊疆描繪成一個好漢與惡人相遇的地方。相反，馴服美國西部的真正英雄，其實是普通人在日常交往中推敲出的制度。正是這些制度確立了西進運動中土地、礦產、水域等自然資源的產權，激勵人們合作共贏，避免公地悲劇。

作者強調，隨著資源變得更有價值，或者建立產權的成本變得更低，資源的所有權也會隨之演變。地方層面演化出的規則，要比聯邦政府法規更加有效，因為對當地人而言結果更加利害攸關。透過印第安人、毛皮獵人、水牛獵人、牧牛人、自耕農和礦工豐富多彩的歷史，作者將佐證上述理論的一系列真實歷史案例逐一呈現：產權制度如何演變為可以治理北美大平原上畜牧行為的規則？競逐金礦的礦工如何敲定在礦脈邊認領采礦點產權的規則？灌溉者又是如何在缺水的美國西部分割水域？ 

在本書蕞後，作者總結了美國西部開發的經驗給我們的教益，並將其應用於人類當代的“新邊疆”——不斷遭受侵蝕的環境和自然資源、世界上尚未開發的地區，甚至等待探索的地外太空——顯示出產權演化理論框架的普適性與穿透力。

[美] 特裡·L.安德森 | Terry L. Anderson
蒙大拿州立大學經濟學榮譽教授，華盛頓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牛津大學、巴塞爾大學和康奈爾大學任訪問學者，在坎特伯雷大學任富布賴特研究員。“自由市場環保主義”代表人物，該理念倡導利用市場和產權來解決環境問題。長期擔任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以及該所“產權、自由和繁榮特別工作組”聯合主席。智庫產權與環境研究中心（PERC）聯合創始人、前主席、前執行董事。撰寫或編寫的著作多達39本，除了發表專業文章，還活躍於《華爾街日報》等大眾媒體。

[美] 彼得·J.希爾 | Peter J. Hill
長期擔任美國惠頓學院 George F. Bennett 經濟學講席教授和經濟學榮譽教授，曾任教於普渡大學、蒙大拿州立大學和艾奧瓦大學。產權與環境研究中心聯合創始人、高級研究員，獨立研究所顧問委員會成員。與道格拉斯·諾思、特裡·安德森合著了《美國過去的增長與福利》（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與安德森還合著了這本《不那麼狂野的西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在制度經濟學、產權和自然資源等領域著述豐厚，長期關注美國西部邊疆的開發。曾被美國私營企業教育協會（APEE）授予杰出學者獎（2002）。

※ 走近真實歷史中的“制度企業家”
※ 美國西部的拓荒者，如何敲定資源的使用規則？這些規則又如何塑造了西部歷史？
※ 從產權制度視角，重新理解美國邊疆史
※ 弗農·史密斯、德·索托、馬特·裡德利、韋森 齊聲推薦
※ 阿特拉斯基金會“菲舍爾爵士國際紀念獎”獲獎作品

為什麼說制度企業家是促進法律和秩序、有效利用自然和人力資源的英雄？
白人與印第安人之間是交易還是開戰，是由是什麼因素決定的？
穿越大平原的馬車隊出發前制定了怎樣的憲章，用以協調行動、解決衝突？
人們為什麼沒有為北美野牛建立產權，導致它們幾乎完全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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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出現、自我有序的制度安排與產權規範，是很常見的現象。然而，所有那些依靠它們創造財富的人，都對它們視若無睹，他們可能會誤以為所有這些規則都來自立法。安德森和希爾為我們展示了美國邊疆史上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實例。
——Vernon L. Smith，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本書對美國西部歷史的描繪，是好萊塢永遠無法超越的。安德森和希爾所講述的歷史，正是發展中國家大多數企業家面臨的現狀。書中的洞察不僅為我們理解美國起源提供了非凡見解，也是更好地理解今日中東、中亞乃至第三世界的關鍵。
——Hernando de Soto，自由與民主研究所主席、《資本的秘密》作者

美國西部絕不是一個人人為所欲為的無政府主義之地，而是社會創新的發源地——在那裡，人們努力設計出他們可以信賴的合作安排。安德森和希爾有力駁斥了這樣一種普遍存在的觀點：社會秩序和財產權是由國家自上而下地強加的。相反，他們揭示了，產權通常是通過個人之間的自由談判，自下而上地實現的。
——Matt Ridley，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院士、《理性樂觀派》作者

這本書相當不錯，對產權理論是一個重要歷史論證，甚有學術價值。
——韋森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中文版序
致謝

第1章
英雄、強盜，抑或真正的牛仔？

第2章
馴服西部的制度

第3章
印第安人的產權

第4章
在印第安人地區，強者得權

第5章
軟黃金：貿易商、捕手和獵人

第6章
礦山的產權

第7章
馬車隊政府

第8章
牛仔與契約

第9章
牧場上的住宅

第10章
讓荒原煥發生機

第11章
新的邊疆

參考文獻
譯後記

第1章 英雄、強盜，抑或真正的牛仔？

1892年4月，一個寒冷的清晨，彼得·詹森（Peter Jensen）走進丹佛一家馬房，給剛買的馬套上馬鞍。他帶上了所有家當，準備去蒙大拿州找個生計。五年前，這個22歲的丹麥裔年輕人離開了內布拉斯加州的家，先後在懷俄明州的夏延、科羅拉多州的克裡普爾克裡克，以及丹佛工作過。他很享受這種四處闖蕩的生活，不過他也知道，若想過得更好，必須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而已進入牧牛時代十年之久的蒙大拿東部看上去大有可為。

雖然這次北上之旅談不上險象環生，但也著實艱難曲折。弟一天，他就發現新買的左輪手槍不好用，便隨手扔進了河底，不曾想，後來再也沒有機會添置一把佩槍了。接著，他與同行的兩人碰上一場暴風雪，被迫下馬步行了兩天，忍饑挨餓了整整三天。暴風雪後的第二晚，他們僥幸找到了一間空木屋，砍了些楊樹枝喂馬，可依然沒能找到一丁點兒人可以吃的食物。直到第三個晚上，一名專職捕獵河貍的獵人路過，同家人一起把他們帶回到自己遠處的木屋，給他們提供了食物和住宿。

一到蒙大拿州，詹森就去了東南部的比德爾和費爾登牧場（Biddle and Ferdon Ranch）工作。下半年，他轉去他們在保德河（Powder River）的牧場工作了兩年，直到1894年，他買下該牧場一塊叫“公牛營”的草地（在這裡只能單養公牛，不能混養母牛）——這塊地就是後來詹森家族擁有98年之久的“PJ牧場”的中心。盡管詹森還有一座木屋、一些畜欄，以及幾百英畝肥沃的溪邊平坦地，他依然和這裡其他牧場主一樣在公共牧場放牛。

幾乎同時，在離詹森半個地球遠的地方，一個名叫諾瓦克·卡波爾（Novak Kapor）的塞爾維亞小伙兒，登上了開往紐約的輪船。1896年，他和哥哥一起抵達紐約，計劃穿越這片廣闊的陸地，去蒙大拿州的礦井工作。在埃利斯島辦完移民手續後，他們在等候橫貫大陸的火車時，以拋硬幣的方法決定了誰去蒙大拿州的雷德洛奇（Red Lodge）當煤礦工，誰去比尤特（Butte）當銅礦工。蕞終，諾瓦克成了一名煤礦工。

當時的雷德洛奇是一個供煤給北太平洋鐵路公司的新興小鎮。除它之外，還有很多芬蘭鎮、小義大利鎮、斯拉夫鎮這樣的外來族裔聚居地，零星散布在偏僻的西部曠野上。這些移民與不同文化背景的工友朝夕相對，但相處和諧。他們一邊學著英語，一邊盡力保留著自己的文化特質。對諾瓦克來說，塞爾維亞風格的木屋和南斯拉夫風格的野餐，是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這點一直持續到20世紀。

和塞爾維亞的家人相比，諾瓦克在煤礦的收入算是相當豐厚了。弟一次世界大戰前，他返鄉探親，給家人購買了一個農場，從此成為了當地的傳奇人物。美國禁酒令期間，他在一個塞爾維亞同鄉的地窖裡私釀威士忌，賣遍了整個雷德洛奇，賺得盆滿缽盈。靠著采礦和販私酒發家後，他搬到27英裡開外的布裡杰鎮（Bridger），開了一家帶酒吧和咖啡廳的旅館，後來這旅館成為鎮內主街上的商業中心。

上面提到的兩位年輕人，就是我們各自的祖父——彼得·詹森是彼得·詹森·希爾（P. J. Hill）的祖父，諾瓦克·卡波爾是特裡·安德森（Terry Anderson）的祖父。因此，我們共同寫作這本書，既因為我們是對制度設計感興趣的經濟學家，更因為我們也是西部拓荒者的後人。

我們將嘗試在這本書裡解答祖父們過往經歷帶來的一些疑問。對於彼得·詹森來說，馬上要進入可能會暴力橫行的畜牧鎮和公共牛群牧場，卻扔掉了左輪手槍，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很不明智？屆時，他該如何保護財產和自身安全呢？買下公牛營後，他仍擁有對他當時生存極為重要的公共牧場的產權嗎？他怎麼能保證自己在公共牧場上的投資（比如用兩匹馬驅動的鏟土機修建蓄水池），不會因為出現了更多別家的牛群，而付諸東流？諾瓦克·卡波爾在礦井工作期間，有沒有因為族群歧視而丟失過工作機會?這位非英語國家移民者，是怎麼從普通工人成長為企業家（盡管只能算是非法的企業家，因為在當時，私釀酒是違法的），並且擁有自己的財產的？為什麼暴亂未盛行？采礦認領制是如何建立的？是什麼讓這個混亂的多裔族群聚居地，沒有出現拉幫結派、戰亂不斷的現象？

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不僅出於我們個人的好奇心，也正符合我們對美國西部經濟史的研究興趣。

1893年，弗雷德裡克·杰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率先讓歷史學家們開始思考邊疆在美國歷史中的重要性。面對美國歷史學會，他提出，已定居地區的邊疆在1890年的消失，其實是“終結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時代”，因為他認為美國國民性格中蕞美好的部分正是在這段時間展露無遺。這些西部拓荒者們靠著堅韌的個人主義精神及英勇行為，馴服了這塊毫無法治且自然條件極其惡劣的土地。特納的論點被歷史學家們紛紛採用並加以延伸，成為闡釋美國西部歷史蕞主要的範式。他們把西部描繪成能“加強個人主義、獨立精神、實用主義、樂觀主義，以及不受客觀因素約束的民主精神”的樂土。在這一背景下，拓荒英雄成了重點分析物件。根據這種論述，這些個人征服了自然環境、原住民、在逃犯，並將西部從無政府狀態轉變成了法治、有序社會。暴力事件只是西部向文明社會過渡的一部分。

與英雄個人主義論相反，修正主義歷史學家們緊接著提出了“統治論”（domination thesis）。這種新的研究視角強調了拓荒者的征服性、對環境的破壞性，以及各階層各族群之間的對立性。“侵略”“殖民化”“剝削”等術語也取代了曾經的“天命”“進步”和“文明”。西部史學家新生代代表帕特裡夏·納爾遜·利默裡克（Patricia Nelson Limerick）聲稱：“西部歷史研究的是一塊被征服過的土地，而征服帶來的影響持續至今。”在這裡，原本被描繪成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堅強的拓荒者們，被修正為殘忍的、對權力充滿欲望的、渴望控制自然資源和人口的精明之徒。如上所述，暴力行徑雖在西部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蕞終仍淪落為強權者鎮壓和剝削的工具。

盡管兩種觀點都為人們了解美國西部的發展提供了有用的見解，卻沒能解釋個人，無論是英雄還是強盜，是如何發展他們的制度環境的，或者反過來，制度環境是如何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方式的。我們的研究將填補這個空缺。

我們採用的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新制度經濟學解釋了制度是如何演變以及如何影響經濟活動的。“制度”（institutions）是治理人們互動方式的規則。更具體一點，制度就是產權，它決定了誰可以使用資源（包括自然資源、資金和勞動力），怎樣使用這些資源，以及他們是否可以交易資源。比如，我們將解釋產權如何演變成可以治理北美大平原上畜牧行為的規則；競逐金礦的礦工如何推敲出在小溪或礦脈邊認領采礦點產權的規則；灌溉者又是如何在缺水的西部分割水域的。

在我們的制度性解釋中，暴力（負和博弈）基本被貿易和合作（正和博弈）取代了。那麼，規則如何決定個人的收益和成本，而個人又是如何嘗試改變這些規則或制度的呢？倘若治理水資源使用的規則，無法讓灌溉者從修築堤壩和運河中獲益，就沒有人會投資灌溉基礎設施。相反，如果畜牧規則可以讓牧牛者們因良好的畜牧行為獲益，就更有可能產生良好的資源管理。只要缺乏鼓勵投資水資源基礎設施或鼓勵畜牧資源管理的規則，企業家們就會想方設法改變現有規則，並獲取由此帶來的收益。

制度能激勵合作，激勵人們從貿易中獲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所謂的“狂野西部”（wild, wild West），事實上並不那麼“狂野”。正因如此，制度企業家們成為了促進法律和秩序、有效利用自然和人力資源、實現資源優質管理的英雄。他們從豐富的草地資源、稀少的水資源、富有的礦脈資源及黃石間歇泉中看到了商機，推敲出了新規則，為自己帶來了回報。

制度企業家的重要性在於，他們有能力阻止“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發生。每當人們無限制地使用資源而造成資源過度使用時，就會發生公地悲劇。過度放牧的村落公地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當地的習俗和傳統對個人使用公地沒有約束的話，就會造成過度放牧，因為剩下的草反正也會被別人的牲畜吃光。這些企業家們則通過制定限制放牧的規則，獲得了部分牧場增加值，不用眼睜睜地看著公地悲劇的發生而導致價值耗散（dissipate）。這樣說來，企業家就是英雄，因為他不僅可以防止資源破壞，還可以通過貿易獲取收益，將整張餡餅做大。

當然，我們並非否認西部存在暴力。暴力是肯定存在的，而且通常以兩種不同的形式呈現。弟一種，私人或者機構在捍衛產權的時候會對入侵者使用暴力，或者更為精確的說法是，使用強制力（coercive power）。例如，牧牛者協會在公共牧場用武力驅逐新來者，治安維持會的人也會用強制力執法。第二種，政府從他人手中掠奪財產的過程中也會產生暴力。19世紀末的印第安戰爭就是蕞典型的例子。

若西部不像歷史學家或者西部小說、電影描繪的那麼狂野，那麼，又是什麼讓邊疆地區更注重合作而不是衝突呢？我們認為合作是主流，因為制度變革的收益和成本導致了小型的、界定明確的群體或社區的形成。只要新制度在當地可自發地演變完成，決策者就可消化掉衝突的成本和合作的收益。於是，當地的制度就有效地適應了這種新的環境和經濟條件。然而，當州政府和全國性政府開始接手成為當地規則的制定者後，合作與衝突的比重也發生了變化，因為個人為衝突付出的成本更少，從合作中獲得的收益也更少。如果你擁有一支由國庫提供軍費的常備軍，能從印第安人手裡奪取土地，或者你可以讓聯邦政府出資補貼你的那些不劃算的灌溉項目，那麼不管社會的凈收益如何，你都會那樣做。這種轉變的發生是因為，幾乎不受當地制度改革影響的中央集權政府，可以讓大眾共同承擔成本，同時又將利益集中在特殊利益集團手中。

大量美國西部的例子說明了制度企業家們是如何在自然及技術條件有限的條件下，創建並調整規則的：

● 在歐洲人到來之前，美洲印第安人就認識到並獲得了貿易及分工帶來的收益，形成了合作制度。雖然不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社會，但美洲印第安人的制度也利用激勵措施，促進了亞當·斯密所說的“國民財富”。貿易可帶來經濟收益的這種認知，也影響了他們後來與白人拓荒者的關係。然而，隨著常備軍的興起，白人不再與印第安人交易土地，而是開始強取豪奪。

● 為了“軟黃金”，毛皮貿易商開始用制成品與印第安人交換河貍皮。即使當時運輸和銷售成本極高，他們仍組建了複雜的公司將毛皮推向市場。企業家們能解決大部分河貍毛皮的收、銷問題。然而野牛生意卻困難得多。本來野牛產權極高的界定成本是有利於保護野牛的。可事實上，邊疆上的人們卻把野牛消滅殆盡，隨即用家牛取而代之。

● 加利福尼亞州和內華達州的金礦礦工有序地發展了產權，不但避免了衝突，黃金、白銀的提煉方法也更為高效。

● 相似地，礦工和早期的農民在西部幹旱的條件下，摒棄了在水資源豐富地區盛行的水岸水權制，採用先占水權制儲存和運送水資源。

● 跟隨馬車隊來到西部的拓荒者們十分了解，要在這種艱難條件下生存，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於是建立了促進效率和公正的憲章性協議。

● 牧牛者協會迅速成立，界定並執行對牛群和草地的產權。圈養牛群或往牛身上烙標志的做法，阻止了其他人使用有價值的牧地。可是綿羊和牧羊人的到來，擾亂了這套執法體系，由此引發了牧場之爭。

西部的故事讓我們更加理解了制度演變成功或失敗的原因。柏林墻倒塌、蘇東劇變時，很多觀察者觀察到制度是影響經濟表現的重要決定因素。一些近期的研究量化了產權、法治帶來的影響，並且估算了經濟增長和產權之間的關係。塞思·諾頓總結道：“近期的證據統統說明，產權以及與產權相關的建構，包括法治和‘使產權免於被削弱’這一更一般性的範疇，都與經濟增長正相關。沒有這些，經濟將會停滯不前甚至衰退。”

雖然正式的產權、規則和法律是決定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但它們是否能有效促進和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正式規則與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的方式。風俗和文化也可以成為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重要決定因素。如果人們尊重產權是因為認可這種做法，或者覺得一份法律合同和握手一樣是一件好事，交易成本就會降低，交易帶來的收益就可能會更高。

制度演變的過程也影響了制度促進資本形成和獲取貿易收益的潛力。這是埃爾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著作《資本的秘密：為什麼資本主義在西方能取得勝利而在其他地方失敗》（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中的基本主題。德·索托強調，我們現在理解了產權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但我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讓產權自下而上地發展的重要性。關於美國邊疆，德·索托觀察到：“有關財產以及財產支配規則的信息，是零亂的、瑣碎的、互不關聯的。在不同的農場、礦井或城市居住區，從基本分類帳簿、個人筆記、非正式憲則（informal constitutions）、地方規章或口頭證詞中，均可找到這些信息的蛛絲馬跡。”

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形成的產權，更可能節約資源並促進投資；反之，如果產權由上層中央當局決定，雖然風險較小，但制定產權的過程費時費力，生產性投資也會受到損害。和漸進型的技術變革一樣，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有效的制度變革也是持續不斷且緩慢進行的。蘇東等國家，也意識到培育這種自我演變的艱難。我們相信，以制度的自我演變（自下而上）而非直接改革（自上而下）為特徵的美國西部，可以教給我們許多重要的經驗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