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不顧一切（簡體書）

它只是《拉康傳》的縮略和重複嗎？
是什麼讓作者假借拉康的“父之名”而發出了“不顧一切”的呐喊？
我們精神生活的時代與拉康逝世的時代相去甚遠嗎？
1993年，法國屈指可數的精神分析歷史學家伊麗莎白·盧迪內斯庫將她的《法國精神分析史》的第三卷《拉康傳》全部獻給了雅克·拉康的思想、著作和生活。然而，這部有名傳記甫一出版便引起了巨大爭議……
時值2011年9月拉康逝世30周年之際，盧迪內斯庫深感有必要對《拉康傳》進行一個總結：既是對這位充滿悖論性的大師的遺產進行盤點，也是對各種爭議和批評的回應和進一步說明。這便是她的“拉康三傳”之三《拉康：不顧一切》。毫不意外，它的出版立刻產生了激烈的迴響與震盪，更是觸發了精神分析歷史上少見的一場“無頭公案”。
本書針對拉康波瀾壯闊的一生描繪出一個歷史性輪廓，把握住拉康職業生涯中的一些重要節點與轉折，以便我們去發現它們曾經的面貌，它們時至今日又留下了怎樣的遺產。

作者簡介

伊麗莎白·盧迪內斯庫（Élisabeth Roudinesco，1944年生），當代法國著名學者、歷史學家兼精神分析學家，1969年加入拉康創建的“巴黎弗洛伊德學派”（EFP），現任國際精神病學與精神分析史學會（SIHPP）主席，弗洛伊德與拉康的傳記作者，以其精神分析史學研究而聞名，其著作大多著力於探討精神分析同歷史、哲學、文學、性倒錯者、女性主義、法國大革命、猶太文化與身份認同流變等相關學科或文化領域之間的關係。

 

譯者簡介

李新雨，精神分析的愛好者與實踐者，拉康派執業分析家，精神分析行知學派（EPS）創始成員，微信公眾號“跨拉康圈”主理人，致力於推動精神分析思想的傳播與發展。譯有《嫉羨和感恩：梅蘭妮·克萊因後期著作選》《康德同薩德：純粹欲望批判》《導讀拉康》《導讀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介紹性辭典》等。

☆★爭議之書·憤懣之書·妄想之書·清算之書★☆

• 《雅克·拉康：閱讀你的症狀》作者吳瓊、《拉康傳》中文版譯者王晨陽新鮮推薦

○在鴻篇巨制的《拉康傳》之後，這本“小傳”能否給我們帶來新鮮感？能否為我們理解拉康其人及其思想打開新的大門？

• 法國屈指可數的精神分析歷史學家伊麗莎白·盧迪內斯庫“拉康三傳”之三：絕非《拉康傳》的簡化縮寫版，而是自成一體的思想繪本，是一種極具風格化的傳記書寫嘗試，用拉康的風格寫就“拉康式傳記”

○在“碎片化”的敘事風格和“妄想化”的個人痕跡中，帶你走進拉康的“另一面”，重識已成為拉康派創傷性內核的“實在界拉康”

推薦序一 | 盧迪內斯庫的“拉康三傳”

推薦序二 | 一種拉康式書寫的魅力

推薦序三 | 拉康反“牙醫”

 

1 三十年後

2 從維也納到巴黎

3 鏡中的孩子

4 重新發明主體

5 家庭：吾之所愛，亦吾之所恨

6 愛上瑪格麗特

7 檔案

8 言語與聲音

9 《研討班》的片段

10 愛情與女人

11 1966 年的《著作集》

12 原物與瘟疫

13 房產、書籍與藏品

14 安提戈涅

15 康德同薩德

16 死亡

 

譯後記 | 父親的罪名

三十年後

我把《法國精神分析史》的第三卷全部獻給了雅克·拉康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著作與他的活動。自從這部《拉康傳》在1993年出版以來，我便時常覺得，總有一天我將有必要進行一個總結，不僅是對這位充滿悖論性的大師的遺產進行某種盤點，也是對我自己的著作在精神分析共同體的內部和外部遭遇評論的方式進行某種清算。

 

大概我自己也曾一度錯誤地想象，基於一種批判性的研究路徑，一部客觀公正的著作將能夠平息種種“偏見”（passions）。又或許馬克·布洛赫的那句著名格言——“羅伯斯庇爾主義者們！還有反羅伯斯庇爾主義者們！我們在請求你們的慈悲：出於同情，請簡單地告訴我們，究竟什麼是羅伯斯庇爾”——也就是我曾經放在我書中題名頁位置的那句話，這句話終允許我們不帶偏見地思考拉康其人的命運乃至其思想的發展。

 

盡管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正面的，但拉康其人及其著作如今卻明顯仍在繼續受到那些過度的詮釋。因為在這樣一個時代裡，每一代精神分析家都會傾向於遺忘在此之前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他們不惜去頌揚一個所謂的“黃金時代”（âge d’or）在承襲上與譜系上的時間先在性（antériorité），不會去針對那種能夠照亮未來的“過去”進行某種反思。

 

在這方面，人們還增添了種種妄想，它們時不時地便會顯露出來，這些妄想要麼是出自那些不太嚴謹審慎的抨擊文作者，要麼是出自那些苦於缺乏名聲的心理治療師：弗洛伊德是納粹分子、反猶主義者、亂倫者、罪犯、招搖撞騙者；拉康更是性變態、野獸、強奸犯、邪教頭子、冒名頂替者，同時他還會對自己的妻子、病人、仆人和孩子們出手相向，甚至還有收藏槍械的癖好。這些全都是人們在這一主題上曾經說過的東西，謠言大行其道，而且還在不斷地層層加碼。

 

我們的時代是“個人主義”與“實用主義”盛行的時代。這個時代偏愛當下的時刻、價值的評估、經濟決定論、各種民意測驗、實時性、相對主義，以及安全性的保障。這樣的時代不但培養出對投身革命與知識精英的拒斥乃至對思想的蔑視，更是孕育出透明性與邪惡的性倒錯享樂，而且催生出在以人類的神經元或其基因來解釋人性的基礎上對情感和情緒的展現。如此一來，就仿佛某種單一的因果性便足以解釋“人類的境遇”（condition humaine）似的。民粹主義在歐洲的興起，乃至它在某些公然鼓吹種族主義、排外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身上所施加的誘惑，或許並非全都無涉於此種情境。

 

我們不得不說，一種“野蠻資本主義”（capitalisme sauvage）的到來，已然促成了“絕望”（désespérance）與“苦難”（misère）在全球範圍內的擴散，而且這樣的蔓延也關聯著宗教狂熱主義（fanatisme religieux）的復興，因為對某些人而言，這種宗教狂熱主義充當著政治性的參照與認同性的經驗。在法國，已有超八百萬人患有各種精神障礙，而且他們也在盡其所能地治療自己：藥物治療、心理治療、平行醫學、各種療法、個人成長、磁療……我們在民主的世界裡處處可見：人們沒完沒了地發明出那些“自我療癒”的程序，它們不但遠離了科學，更有甚者還往往遠離了理性。在這樣的世界裡，人們對“快樂”（plaisir）的尋求——而非對“集體幸福”（bonheur collectif）的尋求——便替代了對“真理”（vérité）的渴望。另外，因為精神分析就在於主體對其自身真理的探尋，這便讓它進入了帶有此種雙重傾向的矛盾之中，即在一方面是“享樂主義”（hédonisme），而在另一方面則是“身份的褶皺”（repli identitaire）。

 

然而，與此同時，我們的時代對它所上演的事情卻產生了某種抗議：當危難為巨大的時候，荷爾德林（Hölderlin）曾如是說道，恰恰也是拯救為接近的時候——另外這也是希望的時候。對此的證據是：在經過三十年針對“造反”（révolte）這一概念本身的那些可笑的批判之後，我們又目睹了一種全新的渴望“大革命”（Révolution）的欲望，出現在將其孕育出來的歐洲之外。

 

因此，就涉及精神分析的歷史與它的歷史編纂而言，一切便都發生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之下，而且是“在事後”（après-coup），就像拉康——繼弗洛伊德之後，另外也是繼弗洛伊德的所有後繼者之後——始終都是被時而看作惡魔，時而又奉若偶像，盡管我們也嚴格地確立各種事實並且從多個方面來探究那些真相。由此，便催生出一種摩尼教式的善惡二元論，乃至一種針對歷史的否認。另外，精神分析家們也同樣不甘示弱：瞧瞧他們那些故弄玄虛的行話、憂鬱症式的姿態、面向社會問題的封閉，還有他們的懷舊和鄉愁！他們更偏愛“記憶”而非“歷史”，更偏愛“再三的重復”而非“既定的事實”，更偏愛“昔日的時代”而非“現在的時代”。他們甘願忘記“明天又是嶄新的一天”（demain est un autre jour），以至於我們不禁會自問：難道他們沒有表現得有時候就像是其學科與其傳承的敵人嗎？

 

正是借由指認出這樣的事態——在拉康逝世之後的三十年裡，精神分析的某個時代（即所謂的“英雄”時代）業已漸漸顯現出消亡，而且精神分析家們也都紛紛變成了由國家所規定的一種職業來組織管理的心理治療師——同時我也觀察到正在初露端倪的一種全新的希望，因而我便想要換一種不同的方式，而且這一次也是以更加個人化的方式，即經由一場智識性的冒險來談論這位已故的偉大思想家的命運。早在19世紀末期，這場智識性的冒險（即精神分析）便已然開始展現出它的那些影響，而這恰恰也是奧匈帝國乃至與其密切相關的所有體制正在緩慢衰落的時代，其中包括：父權制的家庭、君主制的王權、對傳統的崇尚，以及對未來的拒絕。

 

關於整整一代人皆參與其中的拉康的生活與他的工作，我想要展現出一些惹人注目的情節，同時我會以自由且主觀的方式並帶著“後見之明”對其進行評論，以供今日的讀者參考。我希望讓這本書讀起來就像是在敘述拉康的生活與其著作中的一個隱秘部分，仿佛是在漫步於那些鮮少有人涉足的林間小道：一份檔案的背面或是其隱藏的暗面便足以使其煥發出光彩，就像在一幅模糊不清的繪畫裡，那些先前曾遭到遮蔽的幽暗輪廓又重現光亮似的。在此，我想要經由拼湊各種碎片來展現出另一個拉康——這個拉康曾面對他的那些過度行徑，面對他的那種“對實在界的激情”（passion du réel），面對他的那些物件。總而言之，這個拉康遭遇他的實在界，即從他的象徵世界中遭到排除的東西。這是一個遊走邊緣的拉康、一個置身臨界的拉康、一個不修邊幅的拉康、一個因其“語詞新作”（néologisme）的癡狂而心蕩神馳的拉康。

 

正是這個拉康曾經宣告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降臨，他預見了種族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興起，預見了人們對無知的激情和對思想的憎惡，預見了“男性特質”（masculinité）的特權性喪失與一種原始的“女性特質”（féminité）的過剩，預見了一個“抑鬱型社會”（société dépressive）的到來，預見了啟蒙運動與大革命的那些僵局，預見了被抬升至宗教信仰的科學或被抬升至科學話語的宗教與被化約為生物存在的人類之間的一場殊死斗爭。1971年，他曾如是說道：“過不了多久，我們便會被人們稱為種族主義的各種隔離性問題淹沒，而這些隔離性問題皆在於去控制在人類的生命繁衍的層面上所發生的事情，鑒於人會說話的事實，這些言說的存在便會發覺他們具有各種各樣的意識性問題……”

 

在拉康逝世三十年之後來重新談論拉康，也就是要回憶起一場智識性的冒險，這場冒險在我們的現代性之中曾經占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而無論人們可能會就此說些什麼，它的遺產都仍然是豐富多樣的：言論與習性的自由、各種解放運動的躍進——女性的解放、少數族群的解放、同性戀者的解放——在生活、家庭、瘋癲、學校與欲望等諸多方面做出改變的欲望，乃至對常規的拒絕，以及僭越帶來的快感。

 

盡管拉康曾挑起了那些不停辱罵他的文人騷客的嫉妒，但他反而借此使自己置身在種種期望的“逆流”之中，猶如一個頭腦清醒且帶著覺悟的“浪蕩子”一般。當然，他也曾相信，對真理的尋求是能夠以進步來替代拯救並以文化啟蒙來替代蒙昧主義的方式。然而，他又說這裡的條件是我們要知道“理性”總是會翻轉到其對立面並激起其自身的毀滅。故而，他便捍衛各種儀式、傳統與象徵結構。那些至今還在拒絕拉康的人，由於他們把他變成了他從來都未曾是的樣子，同時又給他貼上了“精神教主”或“民主殺手”的誣蔑性標簽，從而他們也就忘記了拉康有時候會反對他自己而直接融入那些變化當中，以至於他也會因其自身的那些語言遊戲和文字遊戲而懷抱其中的悖論，而這些語言遊戲和文字遊戲又恰恰都是我們在今天喜歡操弄的東西。可以說，20世紀是弗洛伊德主義的紀元，而21世紀往後則都是拉康主義的紀元。

 

拉康並未停止去震撼我們！

他出生於20世紀的開端，經歷過兩次殘酷的戰爭，自1930年代便開始嶄露頭角。然而在1950—1975年，他卻將自己強大的精神權威施加在法國思想之上。在這一時期，法國先是受到一種社會政治理想的支配——此種社會政治理想承襲自發端於戰時“抵抗運動”的兩場運動，即“戴高樂主義”與“共產主義”——繼而又受到“去殖民化”的支配，後則是受到1968年“五月風暴”的支配，故而法國當時便把自己看作世界上有文化的國家。在這樣的一個國度裡，當時的知識分子們在這個“法治國家”的核心皆占據了一個主導性的位置，而其標志便是人們對一個普遍主義與平等主義的“共和國”的崇拜。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所有那些建立在“理性”與“進步”之上的向往便都是符合時代潮流的，尤其是那種渴望對所有在當時遇到精神問題的病人的境遇進行集體性改善的計劃，其中包括神經症患者、精神病患者、抑鬱症患者與犯下輕罪的違法分子等。恰恰是在這樣的時代裡，拉康卻偏要執意斷言說，弗洛伊德式的突進既是“民主社會”的可能的前景，也是能夠把握“人類複雜性”的所有面向的可能的資源：“壞的即是好的”（le pire comme le meilleur）。盡管拉康向來都有悲觀與反諷的強烈傾向，但他並未因此變成一個狹隘的反動分子。

 

另外，拉康也是能夠以弗洛伊德的方式來思考奧斯維辛（Auschwitz）遺產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他同時調用了古希臘的悲劇與薩德侯爵的作品來突顯“集中營”的恐怖。在弗洛伊德的一眾後繼者當中，從來都沒有哪個人會像他這樣根據納粹針對猶太人的“滅絕”（extermination）來重新詮釋“死亡衝動”（pulsion de mort）的問題。倘若沒有此種重鑄，又倘若沒有拉康對人性中這一殘酷且黑暗部分所感受到的震懾或迷戀，那麼精神分析在法國就可能會變成是承襲自皮埃爾·雅內與特奧多勒·裡博，或者更糟糕地是承襲自萊昂·都德、古斯塔夫·勒龐或皮埃爾·德布雷-利茲的一種可悲的“醫學心理學”（psychologie médicale）的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