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出版史：明代卷（簡體書）

本書從明代江蘇官方出版活動的組織，地方志的發展與完善，坊刻和家刻的繁榮興盛，印刷術、裝訂方式等圖書技藝的革新，以及中外出版交流活動等方面對明代江蘇出版業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總結，並對明代江蘇的名志與名家、通俗文學的倡導者馮夢龍、民間刻書的杰出代表毛晉和汲古閣進行了全面細致的個案考察，內容翔實、體例完備、分合有度，是一部論述明代江蘇出版史的學術專著。

繆小詠，曾任江蘇省地方志辦公室研究室主任、《江蘇地方志》主編，中國地方志學會理事、江蘇省地方志學會秘書長。從事地方志實踐和理論研究、雜志編輯30年。發表論文50余篇，參與編審其他地情書、史志近百部。

江蘇是明代出版業的重鎮。明代的江蘇人文薈萃，富甲天下，百業興旺，涌現出一大批彪炳青史的出版名家，取得了一系列光耀千古的出版實績，在明代出版業邁向近代化的歷史關頭，江蘇發揮了積極的引領作用。書中，對明代江蘇出版實績進行了全景式描繪：規模宏富的兩萬余卷大型類書《永樂大典》在南京主持編成；通俗文學的經典之作《三言兩拍》在江蘇刻印出版；非物質文化遺產饾版、拱花等彩色印刷技藝在南京首創成功；明代四大科學巨著《本草綱目》《天工開物》《農政全書》《徐霞客遊記》的編刊出版均與江蘇息息相關；明代江蘇地方志實現“全覆蓋”，填補了基層縣志的空白，產生了豐富的修志理論；江蘇特色“書船”在作者與出版商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收藏家為明代江蘇出版實績的留存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鄭和七下西洋，江蘇刻工遠渡扶桑，促進了明代出版業的國際交流，讓中國圖書傳播得更遠更廣；在明末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圖書譯介中，江蘇傳出了意義非凡的棒。

明初定都應天府，稱南京，又稱京師。現在的江蘇、上海、安徽等地都直屬京師，是明朝中央政府的直轄區，所以稱為“直隸”。永樂十九年（1421），明成祖遷都北京，南京成了“留都”，不再稱“京師”，所轄地區仍包括現在的江蘇、上海和安徽，稱“南直隸”。

一、江蘇是明代的出版重鎮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應天之初，全國還沒有統一。洪武元年（1368），他平定福建、山東、山西，攻克元大都，逐走元順帝。之後數年，他向西北和西南進軍，陸續平定陜、晉、冀、甘、湖廣、兩廣等地，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平定云南，才完成了統一全國的大業。
明太祖對文化事業的重視和建設，從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經開始。建立前三年（1365），設國子學；前一年（1367），置翰林院；洪武二年（1369），開館編《元史》；洪武三年（1370），開科取士。之後，陸續編纂了大量“制書”，如《祖訓錄》《昭鑒錄》《大誥》等，時稱“帝皇之書”，昭告皇室成員和臣民。永樂帝登基不久，就在南京集中兩千多人，纂修了大型類書《永樂大典》，後來又編了三部“大全”，成為明代意識形態的典籍。永樂年間，他兩次下詔令全國各地編纂地方志。
永樂十九年（1421），明朝遷都北京，實行兩京制，南京仍有六部等建制，出版機構國子監也有南北兩個。由於南京國子監擁有重要的出版資源，加上江蘇豐厚的經濟文化基礎，出版重鎮仍在南直隸地區，家刻、坊刻等實績也居全國之首。終明之世，全國出版中心一直在南方江浙一帶。這種政治中心和出版中心不在同一個地方的狀況，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

二、 明代江蘇出版業概況
《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是迄今為止著錄明代出版圖書詳盡的書目，共著錄明代出版單位4690家，圖書8260種（不含地方志）。其中，江蘇的出版單位1372家，占29.3%，圖書2814種，占30.4%。
先看明代江蘇官刻圖書的情況。明朝初期首都定在南京，在前期53年間，南京出版了許多重要的政書。這些的出版活動，雖然不是江蘇一省之事，但發生在江蘇境內，淵源有自，濫觴所及，影響江蘇出版業至大。
與江蘇官刻圖書相比，地方志一類圖書尤為繁榮，不單各府州縣都遵皇命編刊了方志，有些府州縣還一再續修，甚至續修達七八次之多。私志、小志、專志也紛紛出版，蔚為大觀。
江蘇境內人文薈萃，城市、農村中有宿儒名士、致仕官員和隱逸之士，其中有不少醉心於圖書出版的人士，闡述自己的經解、史觀，編纂自己或先祖的詩文、奏議、雜記，是他們重要的人生追求。再加上刊刻圖書較為便利，家刻圖書因此盛行。明朝前中後期，江蘇家刻都很發達。家刻圖書的主持者大多有深厚學養，相應出現了許多精品圖書。家刻發達是江蘇出版業的突出現象。
江蘇境內坊刻也很多，集中在南京、蘇州兩地，其他府州縣也有一些。江蘇坊刻的年代大多在嘉靖以後，這說明江蘇的坊刻是在明後期才繁榮起來的。坊刻單位大多以姓氏為紐帶集結在一起，形成“一條街”“聚書地”，具有出版集團的性質，出書品種往往也相近。通常一家書坊刻書種數並不多，平均每家書坊只有三四種而已，但有的書坊刻書有數十種或上百種。
明代圖書的復制工藝仍是雕版印刷術，抄本退至輔助地位。在雕版刻書領域，有兩項重大的改革獲得成功，一是書籍用字從楷體字演進為宋體字，使雕版圖書寫和刻的速度大為提高；二是圖書裝訂從蝴蝶裝、包背裝演進為方冊線裝，節省一半以上的材料和人工，而且牢固不易散失。這兩項改革大大提高了雕版線裝書印制工藝的效率。江蘇在這兩項改革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前導作用。
江蘇出版人想要突破已經應用數百年的雕版印刷術，改用活字印書的試驗取得很大成功，實績累累。但由於整個時代工藝水平的限制等種種原因，活字印書終沒有成為明代出版工藝的主流。一直到清代後期，近代印刷工業快速發展，才實現了活字印書的普及。
彩色印刷術的探索也有類似情況。明末雖然已出現多色印刷品，有使用“饾版”“拱花”工藝的圖畫書，有文字套印的圖書，但其仍然是手工雕版的技法，人工耗費巨大，“一書而費數書之資”，這類圖書後來發展成為精細工藝的欣賞品。現代工藝的彩色印刷一直到清末才實現。
明代江蘇圖書銷售業也有了可觀的新發展。工價和品種的南北差別催生了圖書的集散地——聚書地；城市中出現了圖書一條街，聚集在一起的書店有數十家甚至上百家；遇有科舉考試等重要文化活動時，還有臨時的棚屋和書攤。安徽、福建的大書商紛紛在南京、蘇州設立分店。水網密布地區的書船往來成為江蘇出版業的特色，“書船客”活躍於藏書家、作者、書坊之間，成為出版事業的活動家。

三、 明代江蘇著名的出版家
明代江蘇地區的南京、蘇州等地，有文化底蘊深厚的世家望族，有致仕回鄉閱歷豐富的名宦宿儒，有遠見卓識結成黨社的名士，還有道行高超的名醫高僧，他們投身於出版事業，成為一批頗有成就的出版家，群星燦爛，各有特點。
突出的是常熟人毛晉（1599—1659），他刊印了大量圖書，共計有600種之多，其他坊刻和家刻都無法與之相比。其所刊圖書幾乎囊括了傳統典籍中的精品重典，而且毛氏圖書“走天下”，發行到全國各地，甚至遠銷海外。為了出版這些圖書，毛氏投入全部身家，表現出可貴的敬業精神。關於毛氏在出版業的定位，學界有家刻、坊刻之爭，因其兼有這兩者的優點。
蘇州人馮夢龍（1574—1646）是另外一種類型的出版家。他迎合市民階層需求通俗讀物的新潮流，大量收集民間通俗讀物的原始資料，編纂刊刻或與出版商合作，出版了大量通俗圖書，幾乎包括市民讀物的所有品種，計有50多種，影響深遠。
無錫的華燧（1439—1513）和安國（1481—1534）是明中後期重要的出版家，他們不約而同地進行活字印刷術的嘗試，均獲得成功，留下了大量活字印書存世。
僑居南京的胡正言（1584—1674）進行彩色印刷的探索，他開創的“饾版”和“拱花”兩種工藝一直流傳至今，具有特殊的藝術魅力，成為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明代的出版界還活躍著一批具有卓見獨識的官吏。編纂《永樂大典》時，出現了解縉（1369—1415）這樣能總攬全局的編纂者。明後期，更有一批不凡的名臣，南京的焦竑（1540—1620）曾因為主持南畿考試時識拔了有異見之士而獲罪，他自己也寫作了不少有新見的圖書，還主持出版了“掀翻天地”的李贄的《藏書》和《焚書》。十府巡撫張國維（1595—1646）常駐蘇州，他自己著有極具價值的《吳中水利全書》，還幫助出版《皇明經世文編》《農政全書》這兩部重要著作，又將“井中奇書”《心史》刊行。徐光啟（1562—1633）和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合作翻譯的圖書則發揮了溝通中西文化的作用。中西文化的碰撞，在世界文化史上閃現了燦爛的光芒。

四、 出版編輯理論與經驗
在大量出版實踐的基礎上，明代江蘇孕育產生了出版編輯理論，積累了一定的出版經驗。
“風動草偃”的比喻，形象地說明了政治圖書對鞏固政權的巨大作用；“國可亡，史不可亡”的箴言，痛切地指出史書關乎國之存亡的道理；“資政致治”的分析則概括了志書的重要價值。
對民歌、白話小說等通俗文學的肯定、評價、收集和編纂出版，伴隨著人性的覺醒、人生真諦的尋求，以及新的倫理道德的倡導。
針對江蘇地區特點編輯出版的水利圖書、園藝圖書和醫學圖書，都是對科學實證精神的肯定。
在圖書編輯學方面，更積累了許多嘉惠後世的寶貴經驗。例如，集中全國精英編纂大型類書的經驗；政治社團倡導向全國征稿編輯經世文編的做法；各種特色的別集；林林總總的總集；或以精取勝或以全為貴、取向獨特的叢書；等等。

五、 明代江蘇出版業邁向近代化
出版史學界認為，明朝276年可以正德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大約各占一半。前期還是古典格局，與宋元相似；後期則有較大變化，向著近代化邁進。另有些學者認為，在這兩個時期之間，可以把正德、嘉靖、隆慶三朝劃分出來，作為中期，可稱為過渡期、沉潛期、醞釀期，其特點是有許多新因素出現，蓄積生發，漸次展現，但是還沒有形成氣候。
這兩種分期的方法沒有原則上的分歧，都可以用來界分明代江蘇的出版情況。前期，官刻比較發達，家刻略有一些，坊刻極為稀少；到了後期，情況則發生了改變：
——從讀者來看，除官員、士紳等上層人士外，市民階層興起，成為新的讀者群，他們的生活需要和意識形態有不少新的特點；
——從出版單位來說，坊刻大量興起，江蘇的坊刻圖書絕大多數在萬歷以後才有出版記錄；
——圖書品種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傳統品種之外，小說、戲劇、日用常識等通俗讀物占了很大比例；
——圖書的流通方式由政府頒發為主，轉變為市場銷售為主，各種市場運銷的方式都趨於成熟；

概論
章明代官方出版活動
節國家出版機構的設立
第二節開館設局完成重大編撰任務
第三節“帝皇之書”的編纂出版
第四節四部《大誥》的編刊和消亡
第五節明代中央各部和地方的出版活動

第二章《永樂大典》的編纂
節《文獻大成》的嘗試
第二節編纂人員構成
第三節成書過程評述
第四節應用、流傳和散佚

第三章地方志的發展與興盛
節官修志書的組織
第二節明代地方志書總覽
第三節方志理論的發展和完善
第四節明代江蘇名志與名家

第四章家刻遍布全省
節繁榮的民間刻書
第二節家刻的主體構成
第三節家刻圖書的品類
第四節江蘇家刻的杰出代表
第五節江蘇家刻一例
第六節明代藏書家的貢獻

第五章坊刻初具規模
節明代江蘇坊刻中心
第二節金陵名肆簡介
第三節坊刻熱門書目
第四節明代坊刻的新創

第六章明代對外出版交流
節遠渡日本的江蘇刻工
第二節鄭和下西洋與圖書交流
第三節“漢字文化圈”的多元互動
第四節中西文化交流與圖書譯介

第七章明代印刷技術的改革
節活字印刷
第二節插圖
第三節彩色印刷

第八章明代圖書的印制
節字體和版式
第二節雕版和刷印
第三節裝訂方式的改進
第四節印刷材料和刀具
第五節勞動力組織和刻書周期第九章明代圖書的銷售
節讀者群體與圖書品類
第二節多種多樣的銷售方式
第三節版權意識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