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意義與價值

以日常生活的經驗積累為中心的「精神生活哲學」

奧伊肯是20世紀影響生命哲學思潮的一位重要代表，他認為人是自然和精神的會合點，人以積極的態度不斷追求精神生活以克服非精神的本質。奧伊肯所宣導的一種歷史一文化傾向的生命哲學，也可稱之為精神生活的哲學。本書是奧伊肯眾多著作中篇幅較小，比較通俗的一本，而且系統地體現了他的精神生活哲學的方法、出發點、主要內容和特點。

魯道夫•奧伊肯（Rudolf Eucken ，1846-1926）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奧伊肯的大量著作被譯成多國文字。作為20世紀頭20年裡頗有影響的生命哲學思潮的一位主要代表，奧伊肯所宣導的一種歷史――文化傾向的生命哲學，也可稱之為精神生活的哲學。

譯者序
魯道夫・奧伊肯（Rudolf Eucken，舊譯倭鏗），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1846年1月5日生於東弗裡斯蘭的奧裡希城。曾在格丁根大學學習語言學和哲學；獲博士學位後，在法蘭克福高級中學教書。1871年被任命為瑞士巴塞爾大學哲學教授，1874年改任耶拿大學教授，此後一直在那裡工作，1920年退休。1926年9月15日去世。他曾於190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奧伊肯一生寫了大量著作，出版後在德國思想界反響熱烈，而且都很快被翻譯成各國文字。他的主要著作有： 《近代思想主潮》（1878）、《精神生活的統一性》（1888）、《大思想家的人生觀》（1890）、《為精神生活的內容而戰鬥》（1896）、《宗教之真理》（1901）、《一種新人生觀大綱》（1907）、《生活的意義與價值》（1908）、《知識與生活》（1912）、《當代倫理學與精神生活的關係》（1913）、《自傳》（1921）等。在這些著作中，奧伊肯論證和闡發了一種唯心主義的生命哲學。
生命哲學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德、法等國非常流行，它以當時最時髦的研究論題即人的生命、人的生活、人的價值、人的歷史文化作為理論物件，強調生命的精神創造和心靈世界的獨特性，強調人文科學方法的獨特性，形成了一股與理性主義思維模式相抗衡的普遍思潮。這一思潮包括不少理論派別，最重要的有以法國哲學家柏格森為代表、帶有生物學傾向的生命哲學學派和以德國哲學家狄爾泰等人為代表、更加注重社會歷史領域的生命哲學學派。在20世紀頭20年裡與狄爾泰齊名的奧伊肯，作為當時一位頗有影響的生命哲學家，所宣導的是一種歷史文化傾向的生命哲學，用他自己的說法，可稱之為精神生活的哲學。
《生活的意義與價值》是奧伊肯眾多著作中篇幅較小、比較通俗的一本，而且比較系統地體現了他的精神生活哲學的方法、出發點、主要內容和特點。
奧伊肯不是一個用理性構造體系的哲學家。他把自己哲學的重點置於實際的人類經驗上，從人所經驗的生活開始。在他看來，人的生活必然要組織成各種有機的制度，哲學的任務就在於闡明其意義，幫助人們選擇乃至於改進生活制度。因此，是生活第一，而不是思想第一。思想僅僅是生活的工具。生活的發展、生活狀況的重大改變提出對新哲學的需要。新哲學必須比以往的哲學更廣泛、定義更明確。首先新哲學必須對以往占統治地位的思潮作出必要的批判。
在人生意義與價值的問題上，過去的舊宗教和舊哲學所提供的答案顯然已不適合現代的需要。19世紀的德國，各種哲學思潮蓬勃發展，反映了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矛盾。這些思潮雖然各有可取之處，卻不能解決人生觀、世界觀的根本問題，尤其在人生觀上。奧伊肯對自然主義、理智主義、人本主義分別作了剖析和批判。他認為，自然主義把人的生活物質化、生物化，剝奪人的創造精神和思想自由，要人安于本能的生活，使人的生活受生存競爭法則的支配，喪失了崇高的理想和追求。理智主義對自然主義的批評不無道理，但它把人的生活抽象化、概念化，要人為抽象的觀念或理想而奮鬥，同樣是片面的、機械的。至於社會上流行的人本主義，也有類似的缺點，它或者只從生活本身論生活，不能超越自身看到全體；或者只注重表面的物質生活，忽視人的生活本身，忽視精神生活。因此，新的哲學必須尋找新的基礎，克服主客體的二元對立，回答時代提出的問題。
奧伊肯指出，整個問題的關鍵之處在於承認一種獨立的精神生活及其在人身上的展現。他認為，人是自然與精神的會合點，人的義務和特權便是以積極的態度不斷地追求精神生活，克服其非精神的本質。精神生活是內在的，它不是植根於外部世界，而是植根于人的心靈；但它又是獨立的，它超越主觀的個體，可以接觸到宇宙的廣袤和真理。人應以行動追求絕對的真、善、美，追求自由自主的人格；只有當人格發展時，才能達到獨立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決不會是最終的成就，因為它始終是一個隨歷史而發展的過程。歷史的發展就是精神生活的具體化，是它由分散孤立到內在統一的發展史。精神生活的本質就是要超越自身，超出自然與理智的對立，達到兩者的統一，達到與大全的一致。精神生活是最真實的實在。它既是主體自我的生活，又是客體宇宙的生活。精神生活乃是真理本身，它在個體身上的展現是有層次的，不同的層次便是不同的境界。人應以自己的全部機能，不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覺的努力，能動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準。奧伊肯認為，道德生活和宗教生活是人的精神的最高境界，而宗教的力量在於把生活的重心從理智的世界轉到道德世界和人格世界。但是他對舊宗教、舊教會非常反感，因而主張用以人格、道德為中心的新宗教取而代之。他希望更新後的宗教能夠通過追溯最深刻、最終極的東西來確保精神生活的存留與勝利。他希望實現這樣的社會： 它擺脫了必然性的壓力，並以體現和珍視一種獨立的精神性為己任。它的職能是盡可能地在人們面前保持一個精神自由王國，捍衛其理想和價值標準，並造成一種與之相適應的精神氛圍。如此方可望恢復生活的真正意義與價值。
奧伊肯圍繞著生命、心靈的精神生活、超越的基督教、宗教民主、自由這些基本觀念構造的哲學，雖然充滿熱情，不乏雄辯，卻很難克服舊唯心主義和舊宗教的致命弱點；它的倫理學能動主義，也未能解決繽紛繁雜的思潮面前現代人的思想危機。作為在19世紀轉折時期曾經極為走紅的生命哲學中的一支，奧伊肯的精神生活哲學在20世紀20年代以後便同其他生命哲學流派一樣，隨著歐洲新哲學思潮現象學運動和存在主義的興起而衰微。今天，面臨又一個世紀轉折時期，譯出奧伊肯的這一著作，謹為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份生動的資料。

趙月瑟

譯者序
英譯本序
前言
導言

今日問題狀況
舊有的解答
現代的文化

回顧與展望
先前探索的結論
錯綜複雜的現狀
預言一種肯定的解答

試圖重建
根據
總結
用於現代生活

附錄

勞動
無可爭辯的事實是，現代的進步，往往把生活興趣的中心從不可見世界轉向可見的世界。但是就我們討論的問題而言，這一轉變有過兩個階段（一個緩和些，一個劇烈些），我們必須警惕，莫把兩者混淆起來。從一開始，可見的世界便是興趣的主要對象，但是人類如此長期的辛苦並非一無所獲。從其勞作中已經產生一種很有成效的記錄，即一個過著自給自足生活的獨立的主體。於是，在人與世界之間產生了區別。與傳統觀點對立，這一區別變得越來越明顯，以致人們如此明白無誤地說道： 以後的主要問題，在於確定人與世界如何相互聯繫。正如在第一種情況下，為了真理和明確性起見，有必要在人與世界之間設置一道鴻溝一樣，現在變得同樣必要的是跨越這道鴻溝，與一個不再為人類偏見所歪曲的世界重修舊好。人們自然地期望，與世界的重新聯合將會產生強有力的刺激，而且，不僅如此，一個全新的生活將被打開，它將使可見的世界比在先前的時代發揮遠為重要得多的作用。這一期望已經實現。世界不僅以我們夢想不到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它的秘密與歷史，而且允許我們把它塑造得越來越為我們所用。對於環境，我們越來越拋棄過去的被動態度，以推進一種主動的關係。我們發現，一度被當作不可變更的命運來接受的事物的現存狀況，是能夠加以轉變和改善的。無論何處出現苦難與貧困，錯誤與幻想，現代精神都勇敢地發出進攻，並尋求一種根本的救治。理性對非理性的鬥爭在一切有爭議的地方展開，由此出現了無窮無盡的問題和可能性。現在，這種新生活的中心是勞動，即抓住一個物件並按照人的目的來塑造它的活動。這個過程在嚴格的現代意義上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調整自己，做到越來越精確地符合所處理的物件的性質和規律，徹底地與之同化，以致我們的勞動本身呈現一種客觀的性質。因此，不僅在科學技術部門，而且在政治實踐的領域，勞動開始不受勞動者的主觀意見和傾向的支配；它建立起自己的各種聯繫，發展出自己的規律和系統，從而給予勞動者一個穩固的立足之處和持續進步的可靠前景。於是，在這些變化了的環境之下，倘若生活要有任何意義的話，只能從一個源泉即勞動去獲得。而且勞動看來確實能夠提供這一意義： 它的組織使人的行動效率無可比擬地提高，強化了個體和瞬間的貢獻，使我們深深意識到世界範圍的團結。各個時代，像個體一樣，作為一個共同的任務的組成部分而連結在一起。我們知道自己的重要性，同時也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今天如果哪個地方看似走投無路，那也無需洩氣，因為勞動把越來越廣闊的可能性擺在了我們面前；而且，與命運搏鬥這一事實本身已足以減輕命運鐵手的壓力。於是我們有了一種強勁有力、直截了當、富有意義的生存，從不試圖突破它有限的範圍，安安穩穩地回避宗教與形而上學的複雜問題。試問，人類生活難道不能從某種這樣的圖式中找到充分的意義和滿足嗎？是的，我們回答，也許能找到，如果心靈能同意佔有一個次要的地位，如果我們能停止嘗試統一我們的精神經驗，甚至扼殺對這種統一的渴望的話。但是，由於這並非易事，我們立刻面對一派混亂，使我們對勞動的價值產生疑問，並拒絕人們提供的答案。在開始的時候，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勞動，並為取得的成果而眩惑甚至陶醉。至於他的內心生活並未得到相應的充實，對此他從未產生過片刻疑慮。然而，隨著勞動變得越來越重要，並且更加有力地堅持它對勞動者的權利時，他就不可能不對此產生疑慮了。物質成果與心靈的要求之間的矛盾變得日益明顯。心靈，從來不滿足于單純的成果，必須要回到它自身，問它自己的內心生活得到了怎樣的收穫；因為它不能不把這一內心生活視為目的，與它相比，其餘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另一方面，具有巨大複雜的組織的勞動，對勞動者的福利漠不關心，他僅僅被看作一種手段，為了實現勞動的目的而被使用或被擱在一邊。他只是一個工具，一個具有意識特徵的工具。但是，心靈能夠容忍被這樣對待嗎？在抗議這種貶黜時，不會產生對一種更幸福、更高貴生活的強烈渴望嗎？而且反抗還有另外一種根據： 越來越細的分工和專業化，意味著人的全部能量中只有越來越小的部分得到發揮，其餘的都被閒置不用。但是為了心靈的幸福，必須讓它的一切能力得到發揮，如此之多的功能的發展受到抑制，必定被看作不可容忍的損失。另外，心靈需要時間以便安靜、持續地發展，而勞動卻把生活變得匆匆忙忙，不容喘息，不知道休息和停頓。因此，心靈毫無躊躇地開始把勞動看作敵人，並且拿起武器，進行自衛。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運動清楚地暴露了接踵而至的困惑和不安。不過問題並不限於社會範圍： 它影響了生活的所有方面。到處都有同樣的憂慮，惟恐由於過分專一地獻身於勞動，會使我們贏得了世界卻失去了心靈，惟恐勞動的勝利竟會意味著一種生命力的降低，一種責任感的削弱，以及必然產生的一種精神生活的貧乏。
由於這一裂口貫穿我們的整個生活，生活價值的問題成了無望解決的難題。在一段時間裡，我們可以用勞動來抑制思想，但是不能僅僅為了勞動而無限期地勞動下去。伏爾泰的處方――去勞動，而不要問為什麼――倘若付諸實踐，會把我們變成馱獸。倘若到頭來，勞動不能達到整個人類的善，它於我們又有何益呢？何況，對我們今天地位的考慮非常清楚地表明，勞動的進步甚至無助於個人去佔有實在： 心靈與世界沒有結成一個活生生的統一體。整個心靈也沒有把世界作為整體來向它挑戰，與它格鬥，力圖使它整個地臣服於自己。相反，事實上，物件世界對於心靈來說，仍然是陌生和疏遠的，儘管有它一切狂熱的活動。我們的努力沒能賦予生活以內容，與宗教、藝術、哲學等精神創造特別有關的各種能力，受到最可憐的挫折和壓抑。
於是，在勞動與心靈的衝突中，生活被撕碎了，我們處於一種無所適從的不安境地。在許多可能的出路中，由現代運動主流所提出的方法首先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這裡指的是，嘗試比主張勞動法的人更嚴格地把生活限制于直接的生存範圍，在這個範圍裡，可以完全一致地組織生活，讓它接受一個主要目標的指導。這一運動的領導者把我們無法忍受的混亂主要歸因於： 舊的制度對我們仍有支配力和影響，它們與現代精神截然對立，造成了生活中的衝突。他們要求，所有這些舊體制的痕跡都必須徹底清除，從此以後的生活內容必須完全由感官經驗的世界提供。
這樣一種要求首先使問題變得緊迫起來，迫使人們必須明確地選擇一條路。對現代生活最有力、最典型的概括，莫過於它最喜歡的論點，即它有可能為生活找到一種意義與價值，無須求助於另一個世界；我們不需要超越直接的生存範圍，不需要假設一個在幕後的觀念王國，也不需要到這個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尋找我們所追求的善。這一論點的宗旨是把生存建立在一個始終如一的基礎上。在這個平常的世界，不同於任何別的地方，我們看到無數個體懷著同樣的興趣和希望結合在一起；因此，這裡是靈感的最主要源泉，是現代運動獲得進步和改革所需要的力量的地方。這是一種堅決的嘗試，要把生活完全地紮根於我們腳下的世界而不放棄它的意義與價值；這種嘗試會不會成功，它會不會在實在本身發現使之毀滅的暗礁，只能由生活自身的全部經驗來決定。在這個重大問題上，一切都懸而未決。如果所說的嘗試證明不能成功，那麼，我們或者必須放棄尋找生存意義的一切希望，或者必須尋找將使我們走出單純經驗範圍的道路。這個問題顯然要求仔細而公正的考慮，因為它不僅與個體的利益有關，而且與整個人類的利益有關。我們在此面對的，不是人的時尚的無常變化，而是歷史潮流不可阻擋的壓力，它不管任何特殊時代或個人的意見和傾向，堅決開闢自己的道路。舊的唯心論的解答已經失去其確定性和直接性，否認這一點是愚蠢的。從現今一般人所能提供的新舊混雜中，即各種相互衝突的趨向所造成的混沌中，我們無法獲得一種生活的意義，這一點也日益清楚。於是，試圖通過採用一種首尾一致的、徹底的實在論來達到目標，便有了充分的歷史理由。至於它是否一定能成功，實際上是另一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