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

在新的歷史時刻，重探我們的過去，思索我們的未來。

近幾年來美中關係急遽轉變，臺海安全屢屢成為焦點。這是自一九七〇年代美中建交以來，國際局勢最大的轉向，將嚴重牽動臺灣命運，本書作者認為一個新的歷史時刻已到來。
然而，過去臺灣社會長期處在威權統治之下，對集體命運無力也無從關心；威權時代鋪天蓋地的政治宣傳更導致民眾對自身國際處境或是無感、或是多有誤解。此種狀態延續至今，許多人對臺灣境遇仍缺乏認識，對臺灣民主化過程懵然不知，甚至歸功於蔣經國仁慈推動。
為此，本書全面梳理了二戰結束迄今臺灣主要的政治發展過程，並從「美國政府―國民黨政府―臺灣社會」三方關係加以觀察分析。作者希望透過對這段歷史的分析與借鏡，能有助臺灣共同體的成員們理解臺灣當前狀態，並在此基礎上思索未來道路。
好的歷史研究有時很像推理小說，在眾人原本信以為真的說法上發現破綻，逐步拆解釐清、解答謎團以迄真相大白。本書就是這樣一本深具解謎魅力、讀完令人恍然大悟的論著。
全書分成三部，各部均以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重大謎團為核心，展開多角度交叉論證。第一部「東亞冷戰下美國政府的臺灣方案」，探討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臺灣主權問題如何從《開羅宣言》歸還中國的約定，轉變為後來《對日和約》中地位未定的安排。第二部「蔣介石的反共王國」，說明敗逃來臺的國民黨政府如何在絕境中重振旗鼓，對外獲得美國認可，對內進行有效社會控制，全面建立起穩固體制。第三部「民主化的進程」，勾勒島內外人士如何攜手合作，並搭乘雷根政府「民主促進」政策的有利條件，終於衝破威權禁錮，尤其精采的部分，是經由綿密論證破解「蔣經國為臺灣民主化推手」迷思。
除了重探過去，作者也為臺灣未來建言。她指出臺灣民主體質的隱憂，期許深化民主體制，對內形成共同意志，對外爭取國際支持。這將是這一代臺灣人無法逃避的重大挑戰。


【共同推薦】（依姓名筆畫排序）
何榮幸｜報導者創辦人兼執行長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宋承恩｜遠景基金會副執行長
李志德｜資深新聞工作者
汪浩｜國際政治經濟評論家
沈伯洋｜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
林孝庭｜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暨檔案館東亞部主任
若林正丈｜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
陳方隅｜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美國臺灣觀測站」共同編輯
黃丞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
黃長玲｜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陳翠蓮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曾任《自立晚報》記者，後任教於淡江大學、政治大學。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戰後臺灣政治史。主要著作有《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臺灣民主運動》、《政治檔案會說話：自由時代公民指南》（合著）等。

緒論

二戰後結束日本統治迄今，已將近八十年，我們對於戰後臺灣歷史有多少了解？過去的歷史發展與臺灣現在的處境有何關係？美國總統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 1942-）上任後已多次公開表示，如果中國武力侵臺，美軍會出兵保護臺灣。 但，美國與臺灣是何種關係？美國總統是以何種立場公開宣稱將出兵保護？今年（二〇二三年）七月，美國國會眾議院表決通過《臺灣國際團結法案》（Taiw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主張聯大二七五八號決議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唯一的合法代表，並未涉及臺灣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也沒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臺灣的關係採取立場，或包含任何涉及臺灣主權的聲明。 那麼，過去中華民國宣稱「退出聯合國」，不等於臺灣退出聯合國嗎？臺灣現在又處於何種國際地位？
過去戒嚴時期統治當局掌握了歷史詮釋權，臺灣被定義為堅實的反共堡壘、三民主義建設復興基地，並對不利的國際新聞進行檢查控制，不使民眾知曉。民主化後學界研究高度關注威權體制特性、白色恐怖人權壓迫等議題，對於威權統治的外在條件則鮮少觸及。至目前為止，戰後歷史書寫所提供給我們對時代內外環境、行動者選擇的認識，乃至臺灣如何能從威權走到民主，都相當有限。
近年來中國侵臺野心日益明顯，美中關係日益緊張，臺灣應該如何應對？這與此一政治共同體成員的自我認識密切相關。例如戰後不久東亞冷戰局面形成，以美國為首的盟國如何處理臺灣問題，及此些處理方式所形成的國際地位狀態，即關係到我們對當前所處現況的判斷。又如極長一段時間內，臺灣被標榜為「自由中國」，是民主陣營的友好夥伴，但老大哥美國卻容許國民黨政府長期威權統治；到了一九八〇年代美國政府又轉而關切臺灣人權狀況，鼓勵走向民主化。美國政府對臺政策究竟為何變動、又有何不變的核心原則，對我們判讀對外關係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再者，高壓統治時期臺灣人曾經有過怎樣的政治訴求與積極行動，一九八〇年代政治情勢極度凜冽下連續發生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劉宜良命案後，蔣經國總統卻突然在一九八六年宣布將盡速解嚴。臺灣民主化如何得以達成？是統治者善心賜予還是集體犧牲奮鬥的成果？過程中有哪些助力與阻力？上述問題都牽繫著共同體的自我評價與價值追求。戰後政治史仍然充滿謎團，有待我們深入挖掘探索。

【反思戰後臺灣政治史研究】
解嚴以來，戰後臺灣史研究十分蓬勃，成績極為可觀，主要集中在兩個面向：首先是探問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特性的學術作品，包括黨國威權、一黨獨裁、社會滲透、特務統治、恩庇侍從體制、遷占者國家等各種詮釋方式。 其次是臺灣人民反抗威權、追求自由民主的歷史，包括大量的白色恐怖受害案件、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民主進步黨成立等等。 這些研究成果討論深入、見解卓越，但有兩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一、這些成果將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視為不需挑戰的既定事實，戰後政治即是國民黨政府與臺灣人民互動的歷史。然而，戰後臺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嗎？臺灣與中華民國是何種關係？國民黨政府何以建立在臺之統治？二、臺灣人民的抵抗史可以等同於民主運動史嗎？國內有些學者致力於戰後臺灣獨立運動研究， 但似乎並未被視為民主運動史的一部分；甚至因為部分臺獨運動訴諸暴力手段，而成為尷尬的存在。臺灣獨立建國運動與民主運動關係如何？兩種運動之間是相容、相生，抑或相剋？
戰後臺灣政治史的另一個重要課題是民主化研究。臺灣民主化後流行一種「通說」，認為威權領導人蔣經國是「臺灣民主的發動者」。這種論述自蔣經國逝世後即鋪天蓋地而來，先是新聞媒體刊出以金耀基為首推崇蔣經國是臺灣民主締造者的大量緬懷文章； 接著，國民黨相關機構陸續出版肯定蔣經國開創民主志業的紀念專書； 隨後一段時期並有許多蔣經國僚屬出書懷念他主動帶領民主改革的大情懷。曾追隨蔣經國十六年的文膽張祖詒就說，蔣自一九七二年擔任行政院長主理國政以來就矢志推動種種改革、為臺灣民主奠基。
在緬懷蔣經國 做為民主推動者的論述中，國際學者也扮演重要角色。例如《中國時報》發行人余紀忠出資聘請美國學者陶涵（Jay Taylor）撰寫蔣經國傳記，他在大量訪問黨政軍官員後也認為，一九七〇年初期以蔣經國為首的國民黨內改革派早就體認局勢變化，必須漸進改革、擴大參與，指揮黨祕書長張寶樹、組工會主任李煥提名本省人在黨部任職，培養在野勢力成長，推動全民的、民主的政治組織，即使最後政局會由臺灣人主導也在所不惜；雖然中間有美麗島事件鎮壓，但這是為了維持黨內團結一致，以免改革進程失控；一九八〇年代鄧小平宣示改革開放政策後，蔣經國更清楚體認必須加速民主化進程，目的是為了影響中國走向同樣方向，為兩岸統一鋪路。 周陽山與他的老師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則指出，一九八六年蔣經國發動改革來自三個長期動因：國民黨對憲政民主的意識形態承諾、政治經濟社會條件成熟，以及不斷上升的黨外選舉訴求。而蔣的健康惡化，劉宜良案、十信案、中共統戰外交、華航貨機事件等內外震盪都加速了他推動改革。 甚至，中國學者林震也認為蔣經國晚年「親手結束國民黨獨裁壟斷政治、向反對派開放權力競爭」，是為了「向國家負責、向歷史交代」。 新聞媒體、蔣經國僚屬與學界共同建構出的「蔣經國神話」，至今是臺灣社會間歷久不衰的主流論述。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是戰後臺灣政治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兩部作品《台湾：分裂囯家と民主化》、《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国台湾化の戦後史》對臺灣民主化過程提出不同於上述的詮釋。 這兩本書都對臺灣威權體制特性有所梳理，也都強調一九七〇年代蔣經國主政是改革開端，差別在於前書著眼於國民黨政府主導的「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後者則分析包括政治菁英、權力正統性、國民統合意識形態與國家體制四個面向的所謂「中華民國臺灣化」歷程。若林教授的研究融合許多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的成果，提供一個全觀式架構，指出臺灣戰後政治發展的過程與現象，而無論「分期付款式民主」或「中華民國臺灣化」，都是為了回應來自臺灣的社會變遷與民主運動壓力。
學者吳乃德更強烈挑戰「蔣經國是臺灣民主發動者」的說法，他指出蔣經國神話之所以可以流傳的主要原因是蔣執政時正值臺灣經濟成長階段，戒嚴時期所有不利獨裁者的負面訊息都禁止傳播，而解嚴後受他提攜的人物仍然活躍於政壇。但是，將蔣經國視為「臺灣民主的發動者」最大的矛盾在於，人們忘記他本人正是威權體制中權力至高無上的獨裁者，也忘記在他發動民主改革之前數年，還曾下令逮捕所有民主運動領導人並判以重刑。 在另外一篇論文中，吳乃德進一步指出過去社會科學研究民主化如何可能，過度強調社會經濟發展先決條件，以及政治菁英間的談判策略過程，而忽略為數眾多的公民願意為民主價值奮鬥，冒著個人風險代價，付出熱情追求。他認為，這一稱為「人的精神理念」面向是一九八〇年代推促臺灣走向民主化的關鍵因素，因為威權當局一九七九年強力鎮壓反對運動後，反而引起臺灣民眾對民主運動強烈的同情與支持，導致一九八六年反對黨組成時獨裁者必須考量繼續鎮壓可能無效的後果而決定鬆手。 吳乃德並且以專書深入刻劃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過程與臺灣社會大眾所受衝擊後的情感動員，彰顯這一他稱為「臺灣最好的時刻」的動人集體記憶。
若林正丈與吳乃德顯然都將臺灣民主化的動力歸功於臺灣社會。尤其，吳乃德凸顯了臺灣民眾集體展現的無私、正義、團結和勇氣的特性，並著力書寫這段記憶，期望凝聚成「民族的精神資產」，其所標舉的「意志論」相當觸動人心，並且有助鼓舞政治共同體的自我榮耀感與使命感。但筆者不免忖思，香港民眾自二〇一四年的雨傘運動至二〇一九年的反送中運動令全世界屏息注視，其所表現出爭取自由民主的集體意志、勇氣與決心令人動容，絲毫不下於臺灣人的抵抗運動。但在臺灣乃至世界各地聲援香港民主運動的局外人也都相當清楚，在中國獨裁政府的強大壓制下，香港人的拚搏無異以卵擊石。因此，一九八〇年代臺灣人的反對運動能夠成功，除了可貴的精神意志外，應該還有重要的結構條件。
近年來蔣經國日記的開放，讓外界有機會接近獨裁強人的精神世界。林孝庭是第一位利用蔣經國日記檢視臺灣戰後政治發展的學者，他認為蔣經國缺乏民主DNA，無法接受反對黨打破一黨獨大，只想維持父權式、漸進式的開明專制，由國民黨繼續領導臺灣；但隨著來自美國的改革要求不斷上升，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形成的競爭壓力也與日俱增，為免臺灣陷入孤立，蔣經國晚年毅然推動全面政治革新與民主化進程，並且是真心推動民主，而非拖延時間緩和島內日趨緊張的政治態勢。 林孝庭以大量史料鋪陳蔣經國與戰後臺灣，並修正先前若干看法，是本書主要貢獻。但林孝庭筆下相當同情體恤蔣經國，例如以早年自由民主概念未普及為他開脫，對於白色恐怖、美麗島鎮壓、林宅血案等三大政治事件都輕輕帶過；但對開放黨禁、解除戒嚴、兩岸探親等德政則歸功於蔣的英明睿智，並高度肯定蔣作為臺灣民主發動者的功勞。因此學者黃庭康評論此書未能以史料批判態度分析蔣經國日記，對於蔣經國過於寬厚得有失公正。
戰後臺灣處境、臺灣人的訴求與行動、臺灣從威權轉向民主的過程，這些面向構成今日臺灣現狀，並與集體的共同未來方向密不可分，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中略）

【章節安排】
章節安排方面，本書除了緒論與結論外，由三個部分構成：第一部為「東亞冷戰下美國的臺灣方案」、第二部「蔣介石的反共王國」、第三部「民主化的進程」，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部聚焦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二年東亞冷戰確立初期，美國政府對臺灣問題的思考、策略與實踐。一九四九年因國共內戰情勢明朗、共產黨將勝出，美國政府不願臺灣落入共黨陣營手中，不再主張落實《開羅宣言》，嘗試以各種方案處理臺灣問題。美國政府曾提出幾個處理臺灣問題的方法，其一，要終止《開羅宣言》「將臺灣歸還中國」承諾，最佳理由是訴諸臺灣人民自決意願，即扶持臺灣獨立運動。其二，終止《開羅宣言》將引起中國的強烈反彈，並衝擊美國政府形象，最好不要由美國單獨負責，應該將臺灣問題交由聯合國處理。其三，不得已的情況下必須扶持非共的中國人政權（Non-Communist Chinese Regime），但不再與蔣介石合作。第一章討論美國政府接觸、觀察與評估廖文毅為首的臺灣獨立運動，並說明臺灣社會對獨立運動的態度與國民黨政府的因應對策。第二章探討美國政府將臺灣問題送上聯合國大會議程的規畫與過程。此一做法嚴重衝擊國民黨政府在臺的合法性，本章也將關注國民黨政府如何強力動員，化危機為轉機。在第一、第二方案都不成功後，第三章則梳理《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對臺灣地位問題的安排，尤其是和約過程中美國與英國如何化解歧見、國民黨政府的核心關切與態度，以及《中日和約》如何處理臺澎居民國籍問題。此些處置結果與當前臺灣地位處境密切相關。
第二部討論國民黨政府如何一面因應美國政府要求進行政治經濟改革，一面打造具有高度社會滲透力的威權獨裁體制，直至冷戰高峰期全面完成獨裁權力集中。第四章分析國民黨政府在不受臺灣社會歡迎與美國政府強力施壓情況下，巧妙推動與運用地方選舉與土地改革兩大政策，重新站穩腳步，並獲得美國政府肯定與支持。第五章梳理威權獨裁體制中如黨組織改造、軍隊整編、情治機關重整等核心工程建立過程，並檢視白色恐怖所體現的國共鬥爭殘酷特性。第六章討論威權獨裁體制下所形成的省籍問題，以及本省外省菁英如何嘗試跨越鴻溝共組反對黨。本章特別著重南韓政變對臺灣組黨運動的影響、美國政府對南韓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不同評價及其對臺灣自由化的態度。第七章梳理戒嚴時期另一種抵抗路線即島內臺獨運動的形成，其中包括武裝革命路線與體制內競爭兩種不同的策略與行動；其次討論國民黨政府處理方式與美國政府的態度。
第三部闡明國際外交環境變化與臺灣民主化契機的交互關係。第八章重新評價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蔣經國「有限的本土化政策」，並對比美國政府早已觀察到的由下而上「臺灣化」趨勢。第九章參考蔣經國日記與相關檔案史料，剖析自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至八〇年代多次政治暴力事件中，蔣經國對民主運動的應對態度。第十章探討甚少被論及的美國人權外交與民主促進政策對臺灣民主發展的衝擊，尤其是海外臺灣人如何利用此一人權與民主趨勢，透過國會遊說，靈活施加改革壓力於國民黨政府。第十一章則綜論在島內外民主運動合流及美國政府民主促進的壓力下，蔣經國晚年的處境、回應與身後布局，其次略述第一位臺灣人總統李登輝上臺之歷史機遇下所帶來的民主化變革。

緒論
【第一部】東亞冷戰下美國政府的臺灣方案
第一章 試探臺灣獨立運動
第二章 臺灣問題送上聯合國議程
第三章 對日和約中對臺灣問題的處置
【第二部】蔣介石的反共王國
第四章 國民黨政府絕地重生
第五章 打造威權基礎工程
第六章 省籍問題與反對黨
第七章 另一種抵抗路徑
【第三部】民主化的進程
第八章 蔣經國的挑戰
第九章 遏制民主火種
第十章 開闢第二戰場
第十一章 歷史的大轉折
結論
注釋
參考書目
索引

第一章 試探臺灣獨立運動

二二八事件後，臺灣人對國民黨政府強烈不滿。臺南望族出身、東京帝大經濟科畢業的邱炳南無時無刻不想脫離國民黨統治的桎梏，他一度從母親處取大筆私房錢，打算逃到日本未果，再打聽到廖文奎、廖文毅兄弟在香港組織「臺灣再解放聯盟」，正在招兵買馬，暗暗決定投身其下。
一九四七年十月，廖文奎、黃紀男兄弟在上海就曾透過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UP）、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Press, AP）等媒體，發出臺灣獨立運動的訴求。 十一月起廖文毅等人又以臺灣再解放聯盟文宣部名義，陸續向東京盟軍總部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東京吉田茂首相、首爾美國大使館請願，呼籲國際社會同情、支持臺灣人的獨立運動。相關媒體報導引起中國政府警覺，臺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特別在十二月施政報告時強力反駁，聲明「臺灣永遠屬於中國的」。 一九四八年二二八事變週年當天，由廖文奎命名、以追求臺灣獨立為目標的臺灣再解放聯盟在香港正式成立，廖文毅擔任聯盟主席。
有別於戰後初期「歡迎祖國」的期待，這是臺灣人首次明確向國際社會發出獨立建國的呼聲，宣告戰後臺灣獨立運動正式展開。
在任職華南銀行研究室主任的東大前輩林益謙引介下，邱炳南認識了任職於臺灣銀行的莊要傳，共同起草臺灣再解放聯盟向聯合國提出的臺灣人公民投票請願書。莊要傳是艋舺人，日本統治時期讀中學時曾被特高警察逮捕，釋放後轉赴內地求學。在中央大學法學部才第一年，他就通過高等文官考試外交官合格，但因殖民地人民沒有擔任外交官的機會，後來考入《朝日新聞》，戰爭時期擔任香港特派員。
臺灣人公民投票請願書完成後，由邱炳南默記在腦中，然後搭機到香港，廖文毅專程接機。兩人前往位於九龍金巴利道諾士佛臺一號的廖文毅宅邸，邱炳南先以日文默寫出請願書草稿，再由廖完成英文打字稿。接著再前往美國政府駐香港領事館，面見副領事謝偉思（Richard M. Service, ?-?），後者將臺灣人的請願書潤飾成道地英文、重新打字、經廖文毅簽名後，寄送聯合國祕書長。
隨後，邱炳南返回臺灣。但不久即在報紙上看到合眾國際社、聯合通訊社報導臺灣人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推動獨立運動的消息。雖然請願書出於自己的手中，邱炳南仍然感到極度震驚，立刻聯絡莊要傳，決定離開臺灣。
出發前夜，時年二十四歲的邱炳南向母親說：「為了趕走國民黨，我現在要赴香港。」母親不畏縮地表達贊成。
莊要傳的妻子是個敏感的人，她很快地察覺到枕邊人的意圖，一度大吵大鬧要他放棄，否則將向臺北市警察局檢舉。 雖然兩人已育有一子，妻子又正懷孕，但是莊要傳心意已決。三十二歲的他哄騙妻子說要去上班後，直接潛赴香港，留下妻子獨力撫養兩個小孩。

【天真的流亡革命家】
臺灣再解放聯盟成員活動範圍極廣，從上海、廣州、香港到東京都有他們身影，一九四九年起為發展組織也在臺灣島內活動。美國政府為了試探臺獨運動的可能性，國務院南京大使館和上海、香港、臺北領事館人員，以及盟軍總部政治顧問和各級情報單位，都曾與該聯盟人士密切接觸，並評估其未來發展性。
駐香港領事館副領事謝偉思可說是臺灣再解放聯盟組成初期接觸最多的美國外交官，他提供給該聯盟種種協助。廖文毅、黃紀男等人以香港為運動基地時，謝偉思與他們定期會面，掌握該聯盟的訴求與實力，並密集向國務院遠東事務辦公室、中國事務科提出報告。一九四八年秋謝偉思向國務院報告，廖文毅的臺灣再解放聯盟是一個反共、親美的組織，宣稱有三十萬成員、整合十二個臺灣人團體加入，估計達有百萬臺灣人支持，希望透過聯合國託管、公投的途徑獲得自治或獨立（self-government or independence）。但謝偉思認為，該聯盟對於臺灣事務尚無實質的影響力，在港發展也嚴重受限於財務狀況不佳；為了獲得在日臺灣人的財力支持，希望往日本發展。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謝偉思的安排下，黃紀男、莊要傳、林順昌等三名聯盟成員來到東京，他們持著謝的介紹信拜訪了東京對日委員會美國代表團政治顧問史賓克（Charles Nelson Spinks, ?-?）、麥帥首席政治顧問席博德（William J. Sebald, 1901-1980）及手下莊萊德（Everett Drumright, 1906-1993）等人。他們希望尋求美國代表團的保護，努力說服盟軍總部協助託管臺灣，並提供支持臺獨運動的活躍人士名單給美方。 面對這些臺獨運動者在東京的積極活動，國務院方面態度謹慎：

即使我們政策上支持臺灣獨立運動，但任何支持或鼓舞此一聯盟的方式都是冒著極大風險的事。一則因為這個組織在臺灣島上草根力量的強度不無疑問，二則該組織的領導人太多話，例如其中一人向史賓克指出我們在香港的總領事對聯盟及其活動非常友善，這將置我方政府於極其尷尬的位置上。

透過與廖文毅、莊要傳等人密切接觸，美方官員深入觀察獨立運動要角的人格特質。謝偉思很早就注意到廖言談間過於坦白、性格天真，並不是一個稱職的革命運動領導人，他對廖文毅的性格觀察入微：

廖文毅主要的興趣是狗，他有兩隻賽特犬（Setter）、兩隻狼犬（Alsatian）、一隻柯卡長耳獵犬（Cocker Spaniel），牠們都受過嚴格的訓練，廖文毅非常依戀狗狗們。他讀了所有在香港可以取得與狗有關的書，並且非常享受與賽特犬一起在山丘上健行……

謝偉思在官方文書中對廖文毅的嗜好進行細微描述，乍看之下極為突兀、匪夷所思。但是，正是透過這些看似細瑣的描述，駐港官員呈現了廖文毅並不具有革命家、謀略家特質，反倒更像是大戶人家悠哉悠哉的「阿舍」。曾經亡命香港與廖文毅有過共事經驗的邱炳南（按：後改名邱永漢），在回憶錄中也提到，廖文毅在香港宅邸有個當地少見的庭院，愛狗的廖先生養了賽特犬等五隻狗；為了從事革命運動而滯留香港的邱炳南雖然討厭狗，卻要和許多借住廖家的同志們一樣，分擔帶狗散步的任務。 邱炳南的描述與謝偉思高度吻合。
謝偉思認為廖文毅的兄長廖文奎較有遠見，可提供該聯盟政策意見與政治指導，但廖氏兄弟存在某種緊張關係或憎恨情感，對家族財產處置有歧見。
這些臺灣再解放聯盟成員一再向駐港美國官員要求協助和經費，甚至表示除非有美國的同情與幫忙，否則該聯盟的企圖終將失敗。面對這群義憤填膺、卻依賴美國支持的政治亡命者，謝偉思在給國務院的電文中如此描述：

廖與黃反覆重述他們希望在美國的臺灣政策允許時能夠資助他們，這使他們看來像是廉價的政治投機者。我傾向相信他們的天真與坦白，與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驚人的信任。如果我們需要傀儡，我的估計，這兩位領導人及他們的組織將樂意與我們一起工作，主要是因為他們看不到其他可將中國趕出島嶼的方法，也因為他們喜愛美國人，並信任我們的利他主義。

東京盟軍總部官員則透過莊要傳，掌握廖文奎、廖文毅兄弟行跡並進行評估。其實，莊要傳本身就對廖氏兄弟很不滿意、有很多批評，認為他們過度受中國思想影響，與臺灣社會脫節，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們兄弟二人並不在臺灣，根本無法感受臺灣人的憤怒與痛苦，難以成為合格的獨立運動者；更糟的是，廖文毅還與日本的黑市、走私活動有關。 從莊要傳所透露的訊息，美方觀察到聯盟的內部分歧、廖氏兄弟的不孚人望。
東京政治顧問史賓克也與臺灣獨立運動者接觸甚多，他如此評價這些革命分子：

莊要傳是個年輕、孩子模樣的人，行事舉止極為開放坦白，而且十分天真，很難給人是個密謀者的印象。林順昌是廖文毅的祕書，和莊一樣，也能說流利的英語，善變、愛好他自己的學術性觀點。……
我對臺灣再解放組織的運動並無良好印象，至少透過莊與林所顯示的。他們並未給我具有能力的領導者的印象，並且他們的想法似乎過於簡單與天真。……像莊與林這樣的人，表現並不讓人印象深刻，很難說是具有革命者的特質。

不過，史賓克也同意，這些年輕人相當具有勇氣，並有能力從事祕密活動，就像二戰前的朝鮮獨立運動者一樣，當時誰也想不到這些年輕人有朝一日可以位居要津。
（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