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理論前沿（簡體書）

本書聚焦21世紀以來國際關係理論的前沿敘事，評介四種理論和思潮：實踐理論、量子社會理論、全球國際關係學的兼容學派和批判學派。實踐理論超越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長期以來的物質主義和理念主義分野，將實踐本體作為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石；量子社會理論指向世界的本原，批判了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牛頓科學觀立場，強調事物的多重性和不確定性，表現出顛覆性的知識觀重構；全球國際關係學的兼容學派提倡西方主流理論和非西方理論的兼容並蓄，批判學派則明確反對西方主流學派的壓制性話語霸權，兩派都質疑當下國際關係學及其理論的“非國際性”和“非全球性”問題，提倡全球國際關係學者的共同參與，創建真正具有全球意義和內容的國際關係理論。這些前沿理論和思潮揭示了國際關係理論視野的拓展和國際關係知識生產的重要發展進路。本書重點突出、論述清晰，可作為國際政治、外交學、政治學等專業的教材，也可作為相關人員研究國際關係理論前沿的參考用書。

秦亞青，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外交學院原院長。曾任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常務副會長、聯合國名人小組研究隊成員、10 3思想庫網絡中國國家協調員、中國-東盟思想庫網絡中國國家協調員、中日韓思想庫網絡中國國家協調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理論和全球治理，代表性著作有：《世界政治的關係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Globalizing IR Theory (Routledge, 2020)、《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世界知識出版社，2019）、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權力·制度·文化：國際關係理論與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二版）。

全球國際關係學的批判學派從21世紀初開始興起，深刻地分析了國際關係學的現狀，明確指出了世界範圍內國際關係研究的中心外圍結構，提出了對現有知識生產的不合理現狀進行革命性變革的倡議。批判理論認為，要實現國際關係研究的全球意義，就需要顛覆這種以中心地帶為知識生產主體、以物質性和話語性權力維護中心地帶學術霸權地位、以不平等的知識生產分工壓制外圍地帶的思想和理論的國際關係研究實踐和國際關係學構建方式，需要以去中心化的方式推動國際關係研究的民主化，需要超出現有國際關係學研究的範疇探索實現更加平等合理世界的路徑。
批判理論對於推動全球國際關係學的發展具有深刻的意義。一是對於中心外圍關係性質的分析。批判學派的分析遠遠超出了兼容學派的認知，將這種關係界定為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將中心地帶設定的學科、理論和科學標準等視為壓制外圍地帶知識和思想的工具。因此，問題的本身不是誰的理論能夠更好地解釋國際關係的現實，而是維護和反抗學術霸權的斗爭。
二是外圍地帶知識生產的發展和發聲是實現國際關係研究全球化的重要途徑。只有外圍的知識生產和知識產品發展起來，以不同的歷史和實踐為基礎，從不同的世界觀角度解釋國際關係的現實，才能衝擊中心地帶的統治地位。批判理論試圖尋找差異的方式也確實發現了在中心和外圍地帶的知識生產和知識產品都有著重要的差異，這些差異表現在審視國際關係的視角和理路上，反映的則是背後的地緣文化背景、世界觀和政治權力關係。
三是中心外圍地帶在知識生產領域存在根本性矛盾。考慮到當前國際關係領域的知識體系、話語體系、標準體系、概念體系等都是中心地帶建立的，也基本上是以威斯特伐利亞實踐為基礎的，所以，在這種根深蒂固的體系之中，是難以撼動西方學術話語霸權的，也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變革。中心外圍之間的學術對話，即便是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發現一些重要差異，從而質疑中心地帶知識生產的不充分性。而最壞的情況則是：這樣的對話反而強化了西方的話語，使得外圍地帶的思想和理論或是被同化，或是被沉默。批判理論的終極目標是解放，即人的思想的解放和人的徹底解放，因此，僅僅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內部展開討論是遠遠不夠的。
當然，批判理論也存在一些問題。最根本的一點是，批判理論的全球國際關係學倡議受到普遍歡迎，尤其是外圍地帶的呼應，但是依然無法撼動中心地帶主流國際關係學的學術主導地位或是統治地位。其他領域的批判理論，比如女性主義，雖然已經具有很大的影響，但依然無法與主流理論相提並論。一方面，批判理論確實使人們看到知識生產的另一面，即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也使人們感到被深刻批判的主流理論依然故我，也依然自詡為普適理論和普遍性知識。
批判理論也意識到這個問題，認為主要原因是中心地帶的學術話語權力體系的確立，這使得所有討論難以擺脫這種權力的規訓，因此，對話和討論雖能對主流理論提出質疑，但也可能導致主流理論地位更強、更為鞏固的結果。所以，批判理論提出要超越國際關係學，在更廣闊的時空和研究領域中探索思想解放之路。尤其是在一些相對成功的領域，比如文藝批評領域。但目前看來，探索之路依然漫長，實現真正全球意義的國際關係學和國際關係知識生產依然任重道遠。不過，無論是全球國際關係學的兼容學派還是批判學派，都強調了非中心地帶的知識生產，強調了其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非中心地帶的國際關係學界和學者自身的反思和創造，很可能是從根本上實現建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國際關係學的一個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