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史：歐洲文明二十講（簡體書）

本書是中國歐洲史開山之作，也是歷史學家陳衡哲的代表作。

全書分為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三編，完整展示了以歐洲為核心的西方文明發展歷程。“上古史”以文明為單位，上溯代表歐洲文化源頭的希臘、羅馬文明，以及密切相關的埃及、西亞兩河文明等。“中古史”以重大歷史事件為單位，介紹了中世紀列國變遷及封建文化等。“近世史”兼采二者，講述從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宏大進程。

作者以中國人的視角講述西方歷史，以文明與戰爭兩條線索講述西方文明進化歷程，涉及西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文學、哲學等，具有超前的全球化意識，寬容、和諧的文化意識以及濃郁的人道主義情懷。

本書原是陳衡哲應商務印書館之邀，面向高中以上水準的讀者撰寫的歷史教科書，作者採用散文手法書寫歷史，“史中有文，文中有史”，既有學術性，又有可讀性，是一部“極有才氣的”歷史通識讀物。

陳衡哲（1890—1976）：

歷史學家、文學家。筆名莎菲。中國現代第—位女碩士，第—位大學女教授，北京大學第—位西洋史教授，被譽為“一代才女”、“民國十大才女”之一，楊絳稱之為“才子佳人兼在一身”。

早年，陳衡哲作為清華首批官派女生赴美留學，獲美國瓦沙女子學院文學學士、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期間創作了中國第—篇白話小說《一日》，早於魯迅的《狂人日記》。1920年回國後，受北大校長蔡元培之邀擔任北大教授，講授西洋史和英文課。此後陸續在東南大學、四川大學任西洋史教授，連續四次參加國際太平洋學術會議，曾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指導研究員。後任上海市政協委員。

代表作有《西洋史》《小雨點》等。

• 北大教授陳衡哲史學代表作，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前所長陳樂民序。
• 重制19幅珍貴歷史地圖。
• 歐洲史入門經典，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本科生參考書。
• “民國十大才女”之一陳衡哲史學名作，文筆極佳的歷史通識讀物。學者陳樂民、胡適力薦。
• 一本書讀懂歐洲文明3000年。不了解歐洲歷史，就無法全面了解今日世界。
• 根據1928年商務版第六版為底本全新修訂。
• 忠實還原，完整囊括27個作者親繪圖表、18幅說明性插圖。
• 添加10幅彩色歷史題材名畫，以畫讀史，體驗歷史現場。
• 無障礙閱讀本，添加380余條新舊譯名注釋，附外文-中文譯名對照表。
• 附西洋史大事年表，為書中知識點梳理簡明時間軸。
• 贈航海圖版畫海報。

目錄

上冊

原序

例言

導言

第一編 上古史

第一章先史時代

第二章埃及古文化

第三章西亞古文化

第四章希臘歷史的背景

第五章希臘古文化

第六章羅馬古文化

結論

第二編中古史

第七章蠻族入寇時代

第八章封建時代

第九章近代列國的成立

第十章中古文化的回顧

結論

下冊

例言

著者啟事

第三編近世史

第一章 文藝復興

第二章 列國新形勢

第三章宗教革命前的歐洲

第四章宗教革命附宗教改革

第五章地理上的大發現及殖民地的競爭

第六章列強政局的開始

第七章法國革命

第八章自拿破侖至梅特涅

第九章一八四八年後的歐洲

第十章歐洲與世界

附錄一|一部開山的作品胡適

附錄二|我幼時求學的經過

附錄三|譯名對照表

附錄四|西洋史大事年表

【內文試讀】

下冊 第一章 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是歐洲中古和近古的一塊大界石，歷時數百年之久，延地半歐洲之廣。現在我們若要明白這件史跡，卻先應知道文藝復興的意義和它所以發生於義大利的原因。

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意義有兩個：一是復生（re-birth），一是新生（new-birth），這兩個意義是都不錯的。因為從一方面看來，文藝復興是希臘羅馬的古文藝和人生觀的復活，是一種復生的運動；從他方面看來，文藝復興卻是歐洲近古文化的先鋒，是一種文化的新誕生。大抵在文藝復興的初期，它的傾向是偏於復古的；後來到了盛極將衰的時期，卻又見老樹根上，到處產生新芽兒了。這是偉大新文化產生時的一個普遍現象，所以我說“復生”和“新生”的兩個意義，是都不錯的。

文藝復興的意義，又有廣狹的不同，但普通人對於文藝的復興的觀念，無論在中國，或是西方，大抵是偏於狹義的。文藝復興自然是文藝的復興，還有什麼別的意義呢？我現在所要采取的新義，卻不但要把復興的意義擴充到一切文化的新生，並且要把文藝的意義推廣到凡百人類的活動。因為唯有靠了這個解釋，那個運動才有支配歐洲近世數百年歷史的資格；唯有靠了這個解釋，那些本與這個運動一氣相貫的宗教革命，地理上的發現，列國的興起等，才能遊子歸宗似的，回到它們應有的地位去。

文藝復興又是歐洲中古文化的一個反動。關於這一層，卻須從兩方面看去：第一，是人民的理智和情感方面，它是代表人民生活的內部的；第二，是社會和制度方面，它是代表人民生活的外部的。

從人民生活的內部說來，中古之時，歐洲的人民，飽受了死亡流離的慘痛。政府與社會，均不能庇護人民，於是基督教會和它的出世觀念，便成為人民的唯一寶筏了。後來社會秩序漸定，人民漸有余暇去運用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他們對於教會的出世觀念，不免就發生了一種反動。當風狂雨驟之時，墻壁屋宇，固然是很好的；但如今卻是風停雨止，又到了春光明媚、鳥語花香的時候了，他們還能甘心伏居在黑暗的屋子裡嗎？所以上古希臘羅馬的入世觀念，此時又重新受到群眾的歡迎，做了它們折窗毀壁的好工具了。這是中古與近世分界的一個重要的關鍵；它是歐洲人民對於人生觀的一個大變遷，便是歷史家所說的“人的發現”。它是上古人生觀的復活，中古人生觀的致命傷，近世人生觀的一個萌芽。文藝復興所以能在歷史上占一個重要的地位，根本上也是由於這個。

從人民生活的外部說來，歐洲自西羅馬之亡，以至第十世紀的五六百年，是我們所認為真正黑暗的時代的。那時歐洲的重要狀態，是諸種文化相遇時的混亂糅雜及黑暗，但同時也是新文化伏根的時代。自十一世紀以至於十四世紀，是東方漸明的時代，而近世的文化，也於此時漸露萌芽。在十二及十三兩世紀中，法國南部的文化，是不亞於十四世紀時候的義大利的；但一則因為法王的摧殘，一則因為時機尚未成熟，文藝復興的中心點，乃由法國移入義大利；而它的時期，也就延遲了一二百年。

十一二三的三個世紀，也是歐洲人民感情爆發的一個時期。十字軍的東征，僧社的成立，青年求知欲的加增，學者詩人的風起云涌，都是好例證。到了第十四世紀時，卻又起了一個反動，但見從前如火如焚的情感，化成輕煙淡霧。十字軍既已失其號召的能力，而從前刻苦修行的僧社，此時亦成為思想專制的代表，成為教皇鉗制人民的工具了。

所以到了但丁死亡的時候，中古的歐洲，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位。十字軍不能擴張教會的勢力，反促成了封建制度的消滅；僧社不能改良教會內部的腐敗，反為他日的宗教革命下了一個種子。教會統一歐洲的黃金機會便從此失去。而列國的形勢既成，近代種種功業與罪惡的種子，也就深深的伏在土中了。此是中古不得不讓位於近世的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中古的開化日耳曼人，此時已經成功，已經完結；新文化既已產生，中古的種種思想，種種制度，也就不得不讓位於更合時勢所需的新思想和新制度了。當十四世紀開始時，日耳曼的民族已能作自由的思想（威克裡夫等）；已能謀獨立的生活（城市的興起等）；已能建立強固的政府（英法等國）；已能各有自己的方言；已能自由表現個性（詩人代表如但丁，藝術代表如喬托）；已能繼續希臘人的遺緒，而做科學的研究（如羅吉爾·培根）。到了這個形勢，新文化的產生還能免嗎？

但在這兩個原因之下，還有一個更深的原因，這便是個性的復活。中古的時候，人類的個性為教會所壓制，除了祈求死後幸福之外，是沒有別的希望的。他們無論在智識方面，或是情感方面，都是沒有發展的機會的。這個情形，當然是擾亂式的中古社會的結果。但當秩序漸定，人民漸有余暇來發展他們的個性時，他們便不由自主地要把這個束縛掙脫，去重過他們的自由生活了。這個個性的復活，也便是歷史家所說的“人的發現”。它是文藝復興的酵，沒有它，便不能有文藝復興。它是近世一切史跡的原動力，宗教革命和地理上的發現，也是它的產品，而中古與近世的根本分別，也就在這個地方。

中古與近世的分別，也可以用比喻來說明，中古的代表，比如是一個戴著面冪，關在小室中的幹癟僧侶；近世的代表，卻是一個享受“現在”和“此地”之美的強健少年。前者的人生觀是出世的；後者的人生觀是入世的。前者是中古文化的結晶，後者是希臘精神的復活，也就是近世文化的種子。

現在且先論狹義的文藝復興——即是文學藝術等的復興。這個文藝復興的產生地，卻是北部的義大利。這是什麼原故呢？原來義大利本是上古文化的老家，羅馬帝國雖曾亡於日耳曼蠻族之手，而人民對於他們祖先的遺業，卻終是不能忘懷的。一棵大樹雖經風雨的摧殘，使它的種子飄搖零落；但春光一到，最先產生小樹的地方，恐怕終還是在那棵大樹的附近罷。這是文藝復興所以產生於義大利的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義大利政治上的背景。原來自從神聖羅馬皇帝在十三世紀時拋棄了義大利之後，義大利才得脫離了日耳曼的政治旋渦。但義大利在中世紀所受的政治上的創傷，也不是短時期所能恢復的。不但如此，在教皇權力之下，政治上的義大利，是不易得到統一的領袖的。所以城邦政治，便成為當然的結果了。

義大利北部諸城邦的勢力，並不一樣，其中強凌弱、眾暴寡的事，也是常見不一見的。而它們的政體，也是應有盡有，無式不備。它們有的是實行專制政治的，米蘭（Milan）即是代表；有的是外具共和之名，內具貴族專制之實的，威尼斯（Venice）便是一例；有的是實行共和的，佛羅倫薩（Florence）便是一最好的代表。在佛羅倫薩城邦中，共和的利弊，尤能盡量地發泄出來。結果是使佛羅倫薩成為第二個雅典，一方面使它飽受朝秦暮楚政策的痛苦，一方面又使它成為義大利文化的中心點，和雅典的成為上古希臘文化的中心點一樣。在十五世紀中葉時，佛羅倫薩的政權，都歸入了美第奇（Medici）家去，這一家中接連產生了兩位賢明而能幹的君主，一是科西莫（Cosimo），一是科西莫的孫子洛倫佐（Lorenzo）。這祖孫兩人，都能禮賢下士，獎勵美術文學，而尤以後者為能類於古雅典之伯裡克利。佛羅倫薩之能成為文藝復興的中心點，實在不能不歸功於這兩位君主。

此種城邦的君主，頗似希臘古時的霸主（tyrants），歷史家名之曰despots，亦是霸主的意思。這些霸主大抵都能獎勵文學美術，為文藝復興的灌溉者。

十三世紀時的神聖羅馬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即是此類霸主的先鋒。他自己是一個詩人和哲學家，又能說希臘、法蘭西、義大利及阿拉伯的方言。他曾羅致各種詩人、藝士，和學者—不分宗教，不分種族—到他的西西裡朝廷內去，使義大利的南部很早的就產生了一個具體而微的文藝復興，為後來的文藝復興撒下一個好種子。我們當又記得，這位皇帝，便是與教皇爭執，不怕驅逐出教的人；他曾把教皇氣得發昏，因為他對於教會，是采取藐視的態度的。他的思想，是已經跳出中古的範圍了。

城邦政治，固然是政治上的一件不幸之事；但從又一方面看來，因為競爭的劇烈，和思想的自由，它卻很能促進人民天才的發展，和新文藝的產生。上古希臘城邦政治時代的文藝，便是一個例證。所以我說，中古末年義大利的政治情形，也是文藝復興的一個大原因。

第三個原因是地理上的和人種上的關係。當西歐擾攘的時候，義大利北部各城邦與東方的交通和商務，卻始終不曾間斷，其中尤以威尼斯和熱那亞（Genoa）為能執商場的牛耳。這個情形的結果，一方面是使義大利的城邦感受到異種人的激刺，和上古文化的遺跡—此時上古文化的代表是回教文化，和東羅馬帝國的文化（the Byzantine civilization）；一方面又使他們的眼睛常常睜開，不至於太上了教會的當。在這個情形之上，又加上了義大利人民愛悅文藝的天性，所以在中古末年時，義大利人比了其余歐洲的人民，心地便要明白一點，眼光便要寬大一點，見聞便要強博一點。這個情形，是於文藝的復興極為相宜的。

文藝復興所以產生於義大利的原因，固然不止這幾個，但這幾個卻可以算是最重要的了。

文藝復興的一件事，與別種史跡頗有不同的地方，因為它是一種心情的變遷，不似其他史跡之能以行為著跡，所以敘述它也至為不易。又況它所包的範圍又極大，所占的時間和地點又極廣，所發生的影響也是至今不曾消滅。我現在只得選擇其中的幾件大事來簡述一下，作為這個大潮流的代表罷。這幾件大事是：（一）古學的復興，（二）方言文學的產生，（三）藝術的復活與興盛，（四）科學的興起，（五）智識工具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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