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的共同體》這本精練而深刻的經典之作中，福音派影響深遠的倫理學大師歐唐納文，從奧古斯丁神學傳統出發，闡明人類「分享相通」的本性和活動，乃是人類結成群體的基礎。原來，所珍愛的共同事物，是將群體連結在一起的原因。而在喜愛和認知之間存在著深層的聯合，並且此兩者將眾人聯合成為一個群體，深刻地形塑著它的生命型態。而群體所愛的事物愈美善，群體就愈趨向美善，反過來說，所愛的事物愈差劣，群體就愈差劣。

作者在本書中反省到群體並非神聖絕對，不能將其偶像化，而應該看成是我們認識世界和鄰舍的窗戶。作者也敏銳地意識到，在現代社會中特有的分享相通模式，也就是由現代媒體透過新聞、廣告和娛樂的混雜傳播形式，已然讓我們被氾濫的圖像所淹沒，亟需重新調整人們的關注焦點，重新聚焦於所愛的共同對象。

面對現代社會的種種群體紛爭，《愛的共同體》，提供了清晰和深刻的文化批判，也再次重申，面對群體的差異與對立，福音信仰提倡的出路並不是將差異移除的虛假統合，卻是帶著自我克制的終末耐心，在盼望中等待全人類的真正代表來臨。如果你渴望學習一種克己的批判，從基督信仰的角度嚴肅地反思群體生活的意義，同時在群體生活與政治生活中，專注於那獨一、真實的神之形像，那麼，本書正是幫助你重塑愛的共同體的最佳引導。

作者簡介

歐唐納文（Oliver O’Donovan）

歐唐納文乃英國傑出的基督教倫理學家，在倫理學及政治神學上有卓越貢獻，曾於一九八二至二○○六年出任牛津大學倫理及教牧神學欽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ral and Pastoral Theology），二○○六至二○一三年出任愛丁堡大學基督教倫理及實踐神學教授（Professor of Christian Ethics and Practical Theology），現為愛丁堡大學基督教倫理及實踐神學榮休教授。他既積極推動以福音為本的基礎理論建構，也關注現代社會的各種政治和倫理議題，在本書中，他就表達了對於九一一事件所反映的現代晚期社會政治和文化危機的批判。

歐唐納文的著作等身，代表作有Resurrection and Moral Order (1986), The Desire of the Nations (1996), The Ways of Judgment (2005) , Self, World and Time and Finding

序

導讀
「分享相通」的基督教政治倫理思考

歐唐納文是誰？
《愛的共同體》一書的作者歐唐納文（Oliver O’Donovan，以下簡稱「歐氏」）乃英國傑出的基督教倫理學家，曾於一九八二至二○○六年出任牛津大學倫理及教牧神學欽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ral and Pastoral Theology），二○○六至二○一三年出任愛丁堡大學基督教倫理及實踐神學教授（Professor of Christian Ethics and Practical Theology）。歐氏對近代基督教倫理學和政治神學皆有卓越貢獻，既積極推動以福音為本的基礎理論建構，也關注現代社會的各種政治和倫理議題。

本書的由來
二○○一年十一月，歐氏接受美國加爾文大學及神學院的邀請，主講史托伯神學講座。本書收錄和編輯了該次講座的三篇演講，主要探討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把眾人聯合成為一個持續的行動和經驗群體？對政治哲學或倫理學而言，這是一個十分基礎的問題，不同的理解可以產生巨大的實踐差別。在本書中，歐氏嘗試從奧古斯丁神學傳統出發，闡明人類「分享相通」（communicatio）的本性和活動，乃是人類結社的基礎。
「分享相通」這概念，往後屢見於歐氏的著作之中，成為他的政治神學和倫理學的關鍵概念之一。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政治神學專論《判斷的途徑》（The Ways of Judgment，書名暫譯；特別是書中關於終末社群的第三部分），以及神學倫理學三部曲「倫理學作為神學」（Ethics as Theology）之卷三《進入安息》（Entering into Rest，書名暫譯）。
除此之外，是次講座也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歷史機遇，顯示出歐氏如何理解現代晚期社會的政治和文化危機。在講座舉行之前，美國發生了轟動全球的九一一事件，美國本土的愛國主義情緒極其高漲，政界以至大眾傳媒充斥著激憤的言論，把施襲組織標籤為「民主與文明的敵人」。歐氏認為，這種草率的樣板定性不僅模糊了事件的性質，更反映出西方深層次的文化亂象。在群情洶湧之際，他發出逆耳之言，勸籲西方社會必須重拾一種批判性的克己，持守終末耐性。

第一章〈愛的對象〉討論政治生活的情感認知與群體面向
《愛的共同體》一書共分為三章。在第一章〈愛的對象〉開首，歐氏提出兩個教導政治倫理學時所遇到的疑問，讓讀者反思政治生活及其倫理思考的性質。首先，政治倫理所觸及的事情，往往只有很少數的人直接作出決定，那麼為什麼眾人需要去學習和參與這些思考？其二，倫理審思並不能為已成過去的事情作出決定，那麼為什麼人們經常回溯歷史個案，討論社會昔日應做或不應做某些行動？
歐氏指出，亞里斯多德式的理性二重區分，並不足以幫助我們理解政治生活的這些面向。相較之下，奧古斯丁神學傳統的兩個學說，對人類理性思考和結社活動的理解更為精闢獨到。承襲奧氏的思想，歐氏提出兩個相關的觀點：1.理性活動源自一種實存性的情感認知（affective cognition），因此倫理思考並不侷限於往前審思，以期達至某種決定和行動；也包含往後回溯，好識別出對世界的愛和認識，以及我們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身分；2.這種對世界的愛和認識，不是個體獨自的活動，而是眾人共同參與的事業；它也成為群體審思和行動的根基。
由此，歐氏引入本書的主要命題：喜愛和認知之間存在著深層的聯合，並且此兩者聯合眾人成為一個群體，深刻地形塑著它的生命型態。

全書核心所在：第二章〈同意共享〉
第二章〈同意共享〉是全書核心的所在，探討對共同事物的喜愛是如何建構和形塑群體。喜愛是人們聯合和組織起來的關鍵，先有對外在對象的共同喜愛，才有彼此之間相互的喜愛。
歐氏仍然以奧氏學說導航，闡發「分享相通」（communicatio）這個關鍵概念。它是保羅用語koinōnia的拉丁文翻譯，既有「分享」的動詞意涵，也有「團契」的名詞意涵。受造
人性必然分享各種各樣的物質或精神性事物，而「語言」則處於一切分享相通的核心。它賦予人類觀照分享活動的能力，組織和詮釋對事物的理解。即使是最簡單的物質分享，人也會透過語言來分享對該事物的共同理解，賦予它文化意義，從而衍生出複雜的文化分享相通。這種反思意識不僅帶來對所喜愛事物的共同理解，更進而生出共享者之間共同的自我理解，同情共感，成為一個共同經驗和行動的群體。
按歐氏的理解，在眾多喜愛的共同對象之中，有些是具有超越的代表性，包括一些代表性的物品、人物、歷史和觀念。它們表達出該社會的本色，呈現出該社會的自我理解和自愛，也構成一扇開向世界的共同視窗，既建構社會對所置身的世界的理解，也決定他們對自身角色的理解和實踐。每個社會都有一套由自我代表構築起的意義結構，一方面形成群體內的共同自我理解，另一方面則識別出與其他社會的相異，因而形成張力。
然而，歐氏強調，社會的多元性本身並非錯誤，真正的問題源自人們把它錯置為神聖超越的視界。意義結構因而淪為偶像崇拜，不再是認識世界和鄰舍的視窗，反成為阻擋視野的屏障。歐氏認為，這才是現今不同文化之間發生衝突的根源；而福音信仰提倡的出路，並不是移除差異的虛假統合，而是自我克制的終末耐心，在盼望中等待全人類的真正代表來臨。

第三章剖析西方現代社會的文化危機
第三章〈理性存有聯合而成的聚眾〉承接上章末提出的克己操練，進一步剖析西方現代社會的文化危機，並順帶反思九一一悲劇背後的深層矛盾。歐氏認為，我們可以循多種不同途徑，探討現代社會與過去的世代有什麼重大的差別。
他所選擇的切入點，是現代社會特有的分享相通模式，也是其特有的社會自我代表形式Publicity，意指由現代媒體透過新聞、廣告和娛樂的混雜傳播形式，所引起的公眾關注。
歐氏在批判現代傳播形式前，作了一個頗長的歷史回溯，指出初期教會承接古以色列對神話語權威的重視，對崇拜中視覺形像的使用，戒慎恐懼。特別值得再思的是，八、九世紀的反圖像爭議背後的神學意涵。支持使用聖像的一方並非揚棄了審慎立場，而是在確認道成肉身的前提下，反思和建立與福音相稱的圖像使用紀律。聖像是對道成肉身的見證，也時刻提醒會眾，最真實的形像要等待主再來時才顯現。這種操練能夠防止社會自我代表成為偶像，僭越基督的地位。
歐氏繼而回到現代西方媒體的情況，痛陳這種戒懼態度的失落。按照前一章的討論，社會中的代表發揮著連結社會的作用，而媒體產生的公眾關注正是現代社會達成此作用的手段。然而，現代的公眾關注是一股無定向的力量，不斷製造出大眾共同話題，識別各種正面或負面的關注對象，派定樣板角色，使它們成為社會形像投射和自我呈現的工具。歐氏指出，利用公眾關注來獲得群眾支持當然不是新事，但現代社會在形像生產方面的速度、數量和渲染程度，是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不能相比。這顯示現代西方社會似乎罹患某種麻痺症，需要大劑量的藥物來刺激分享相通。
歐氏提出數項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當中與第二章章末的課題最為呼應的，是現代西方社會試圖藉此克服差異，統合眾多分享相通成為一個普世共同體。現代性所追求的普世願景，現今以向全球傳送影像的形式重現出來。歐氏認為，這種毫無紀律的自我投射，正正顯示西方社會失卻了批判性克己和終末耐性。這種普世野心在別人眼中顯為新殖民主義，也就不足為奇。他指出，九一一悲劇背後的矛盾，不是西方文宣所講的文明與不文明的衝突，而是認同反圖像崇拜立場的宗教文化，與一個不再以福音為紀律、形像氾濫的文化之間的衝突。他寄語教會群體在這時代危機中，要操練對他們所愛的共同對象的專注，在躁動不安的世代中耐心地抗拒虛假形像的驅策，並甘願承擔由此而來的代價。

專注於神的形像
《愛的共同體》一書篇幅雖短，但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思想密度也相當高，很值得讀者花點時間反覆咀嚼當中的內容，與作者進入深度的思想對話。上文旨在概括勾勒全書脈絡和主要觀點，為讀者這趟思想旅程稍作熱身。惟願上主使用本書，幫助華人信徒在政治生活上專注那獨一、真實的神之形像。

李耀坤博士
（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趙叔榮．霍佩芳教席教授〔神學科〕）

書摘/試閱

第一章
愛的對象

我們以這幾場演講的主題為中心所要作的思想之旅，並不像是愉悅的午後漫步，而是要出發前往一個遙遠的地方。這趟旅途從幾個關於實踐理性的輕鬆問題出發，最終會抵達某個遙遠之地，對現代社會作一些反省；路途中我們會穿過幾片不同的地貌，有時是哲學思辨，有時是神學宣告。為了避免讀者可能偶爾會懷疑嚮導是否迷路了，我應該先給各位一個大致的羅盤方位；這個方向就是書名所提供的：愛的共同對象。所要探討的問題是：能夠把眾多人類行動者（human agents）聯合成一個持續存在的行動與經驗群體的，究竟是什麼？
當我在準備史托伯講座的講稿時，發生了九一一事件，使我的準備有了銳利的焦點。人們說道（當然也說得正確），引發出這些可怕結果的敵意，乃是指向整個西方文明的。然而這些結果卻也引起對國族身分愈發強烈的敏感。聚集在國會山莊的國會議員以悲憤激昂的方式唱誦的，並不是《上主是我千古保障》（O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而是《天佑美國》（God Bless America）。這當中所具備的意涵，以及是否已經有另一個相當新的連結邏輯驟然出現，而使得這種傳統的愛國主義變得過時，乃是每一個正在對我們時代作出相關思考的人不能逃避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對於那些既不是把希望寄託在自己的國家身上，也不是寄託在西方文明身上，而是寄託在「耶穌將要再來審判活人與死人」身上的人來說，必須以信仰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
我想要以自身作為倫理學老師，所遇到的兩個專業問題來作開始。這兩個問題源於一個傳統的學說（此學說來自亞里斯多德，但有許多分身），也就是理性是以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發生作用：關於真實情況的「理論」理性，以及關於我們應作何事的「實踐」理性。根據這個學說，我們若能成功得到理性思考的結論，則此結論必為兩種類型的其中一種：或是真理，或是決定。真理可能是關於秩序及理性的「永恆真理」（timeless truths），或只是關於事件的「偶然真理」（contingent truths）；但不管是哪一種，它們皆獨立於我們之外，因為我們不過是認知它們而已。另一方面，「決定」就不獨立於我們之外；它們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事件的投入（input）。表達這兩種結論的命題會是「描述性」（descriptive）或「規定性」（prescriptive）的；也就是說，它們一方會包含像是「是」（“is” and “are”）和「做了」（“did”）等字詞，另一方則是「好的」（“good”）、「正確的」（“right”）和「應該」（“ought”）等字詞。
按此說法，當我在教導倫理學時，我是在教導人如何思考該怎麼行動；而教導基督教倫理學，就是在教導人如何以基督徒信仰的真理，思考並得到基督徒該有何種行動的結論。倫理學不像汽車維修或電腦程式編寫那樣是作為直接的實踐指南；但倫理學有間接的實踐性，因為它傳遞支配行動的真理，比方說，神創造婚姻作為男人和女人終生的聯合關係；倫理學也教導我們作決定時的做法準則，例如，我們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破例。到目前為止，我所說的都是眾人所熟知的理論，也就是所謂的「亞里斯多德派」—如果不細究亞里斯多德到底所言為何的話。

主題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