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論纂要（簡體書）

蔣伯潛《文體論纂要》既匯集古今眾說又有自己的裁斷，堪稱民國時期集大成的文體論著作。著者在評述前人分體得失的基礎上，兼容新舊、溝通中西，將狹義的文章與文學並列，構建了包含古往今來中國文體全貌的新的分類系統，並折中群言、闡明體類，精要論述了各體之特徵、源流、作法，書末還附論風格，力求具體。此書不僅有助於讀者了解中國古今文體的概貌，也有利於其提升作文水平、“得體”表達。

編著者蔣伯潛（1892—1956），著名學者、語文教育家。1919年自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畢業後，在浙江多所中學任教。後任上海市立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主任、杭州師範學校校長、浙江圖書館研究部主任等。著有《十三經概論》《諸子通考》《校讎目錄學》《中學國文教學法》等。

1.融會貫通古今中西，構建現代中國文體分類系統。本書是蔣伯潛先生研究中國古代文體學的代表作，既匯集了古今眾說，又有作者自己的裁斷，同時也是民國時期問世的十余部文體學專書中最為詳實、篇幅最大的，故頗值得關注。此書不僅有助於讀者了解中國古今文體的概貌，也有利於其提升作文水平、“得體”表達。作者融通舊學新知的精神及其理路、方法，也值得我們反復揣摩學習。
2.根據善本校注的同時盡可能保持原汁原味。本書1942年6月由正中書局初版，隨後在上海、臺灣多次再版。2011年，（臺中）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結集出版也是根據初版影印。為了更好地向公眾普及國學最基本的思想觀念、知識架構、人文精神和美學氣韻，便於讀者閱讀，我們約請了當代青年領軍學者，擇取現存較好版本（本書以民國時期最後一版1948年2月正中書局滬四版為底本），考校了版本源流、對文本逐字逐句對校，根據“只校是非，不校異同，盡量保持民國學術論著的原貌”的原則，謹慎地訂正底本、撰寫校記。 3.當代優秀學人精心撰寫導讀。所出校記皆有所本，文末詳列了整理時征引文獻。最後又根據整理工作撰寫了“導讀”，主要介紹了本書的作者、成書背景和經過、內容、學術價值、對當下讀者學習欣賞詩歌的指導意義、版本源流以及本次整理採用的底本及緣由等。

緒論
文字是記敘人物、評論事理、表達情意的工具，為人人生活所必需。以文字組成詞語、章句，必無悖於文法修辭底格律，然後能敘人、記物、評事、論理、表情、達意，使讀者了解、信從、欣賞。文法底格律、修辭底技巧，如何應用於文章，《文章學纂要》中已詳言之。但是文字底使用、詞語底組織、章句底構造，雖已能免除文法的錯誤，而且已懂得修辭底技巧，還不能盡作文底能事；因為如果寫成的作品，不合它們底體裁，仍是“非驢非馬”的、不合式的文章。所以我們須更進一步，研究文章底體裁，研究文體底類別。
《尚書·畢命》篇已有“辭尚體要”的話，這或者是我國文體論底起源。但是“辭尚體要”與“政貴有恒”並舉，則所謂“辭”者，當然專指與政治有關的辭令，不是統指一切文章而言，已可想見；而且“辭”底體要，究應如何，仍是語焉不詳，怎能以這句話為文體論底濫觴呢？
北齊顏之推底《顏氏家訓》，有《文章》篇，曾說到各種文體，其言云：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他舉了許多類的文體，以為都出於五經。梁劉勰《文心雕龍·宗經》云：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原；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記、傳、銘、檄，則《春秋》為其根。
各種文體都原於五經，齊、梁時已有這一派主張了。明黃泰泉底《六藝流別》，乍看它底名稱，似乎是敘述經學派別的，實際上卻是一部文選。他根據文體原於五經的主張，選錄漢、魏以下的詩文，依六經分類，曰：“《詩》之流五，其別二十一；《書》之流八，其別四十九；《禮》之流二，其別十六；《樂》之流二，其別十二；《易》之流十二；《春秋》之流六。”“流”是他所分的“類”，“別”則為各類底“子目”。五經（《易》《詩》《書》《禮》《樂》《春秋》，是為六經；六經中唯《樂》無經，故又稱五經）為我國古代文章底總薈，當然有許多“古已有之”的文體存於其中，以它為我國各種文體底濫觴所自，原無不可；而且《詩經》以音樂底關係而分為“風”“雅”“頌”（用清魏源及近人梁啟超說，詳見《詩歌文學纂要》及《經學纂要》），以作法底不同而分為“賦”“比”“興”，雖僅以《詩經》為範圍，已開文體分類之先聲。但後世人事日繁、文化日盛，文體自然也隨而孳乳，必以五經範圍後世一切新興的文體，作為文體論不可移易的根據，則牽強附會、紕謬遺漏之弊，終不可免！
前人也有認為五經底文體，彼此無別的。宋陳骙《文則》有云：
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易·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使入《詩·雅》，孰別爻辭？《詩·大雅·抑》二章曰：“其在於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於酒。汝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使入《書》誥，孰別雅語？《書·顧命》曰：“牖間南向，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幾；西序東向，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幾；東序西向，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幾；西夾南向，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幾。”使入《周禮·春官·司幾筵》，孰別命誥？
照他所說，則《詩》《書》《易》《禮》底文體，彼此類似，無從加以區別了。按，《周易》底爻辭，原是占繇，本為韻語，故體近詩歌。《詩·大雅》底《抑》，小序以為是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之作，則本為箴規之辭，與《尚書》底《伊訓》（伊尹箴太甲）、《無逸》（周公旦規成王）等，同其旨趣，而其時代尚在周之中世，故其語句近似《尚書》。至於《顧命》所記，原是喪禮底陳設，陳氏所節錄的又是其中記幾席的一段，故與《周官》司幾筵底文章相似。而且陳氏所舉，不過《易》《詩》《書》中幾個例子，也未能包括全書。所以我們不應因此臆斷，說六經底文體彼此相似，不能區別，且不必加以區別。六經除《樂》為《詩》底樂譜外（詳見《經學纂要》），其余五經，性質不同（《詩》為歌辭，《書》大部為文告，《儀禮》記禮節，《周官》記官制，《易》為卜筮之書，《春秋》為編年之史），故文體也不同。甚至同列一經之中的各篇，文體也不盡同，如《易》底卦辭、爻辭、彖辭、象辭與系辭、文言之屬，《尚書》底《禹貢》《顧命》之屬與典、謨、誓、誥，《詩》底《風》《雅》《頌》，其體裁、風格都截然互異。是陳氏之說，未可盡信。而我國底各種文體，在周中世以後，已相當發達，則已於此可見。但是文體論，則在那時期，或更晚的戰國至西漢，尚未發生。
我國底文體論，殆發軔於魏、晉，而盛於齊、梁。何以故？以文人單篇的作品至東漢始盛故。先秦古籍，如六藝經傳、九流諸子以及《國語》《國策》等歷史記載，皆各成專著；單篇之作，僅詩歌、辭賦而已。漢代經師解經之作，固各成專書；余如陸賈《新語》、賈誼《新書》、淮南《鴻烈》、揚雄《太玄》《法言》之類，則近於“子”；司馬遷《太史公書》、劉向《列女傳》之類，則都是“史”；其單篇之作，除當時盛行之“賦”外，惟碑文（如李斯《泰山刻石》《瑯玡刻石》及諸漢碑）、詔奏（如西漢諸帝之詔策、璽書及名臣奏議）、書牘（如司馬遷《報任安書》、楊惲《報孫會宗書》等）之錄存於史書者而已。故劉歆底《七略》、班固底《漢書·藝文志》，部錄書籍藝文，於“六藝”“諸子”“兵書”“術數”“方技”五略著錄專書之外，僅列一“詩賦略”以著錄單篇之詩賦。詩賦略分“歌詩”與“賦”，賦又分“屈原賦”“孫卿賦”“陸賈賦”“雜賦”四種；但所錄僅及詩、賦，終不足以概括文章底全體，而成我國文體論底開祖。
東漢之世，學者專著之書漸少，文人單篇之作日多。故曹丕《與吳質書》獨稱徐幹懷文抱質，著《中論》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單篇之文既多，於是有搜集某人生平作品而編成的“別集”。《隋書·經籍志》云：“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別集之興，實在是當時的需要。別集既多，乃有選錄各人作品的“總集”。故《隋書·經籍志》又云：總集之起，由於“建安之後，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按，《詩經》為我國最早的詩底總集，《楚辭》為我國最早的賦底總集；但二者是專錄“詩”與“賦”的，仍和《漢志》底《詩賦略》同為一部分的作品底總薈；且《詩經》已入經部，《楚辭》在《隋志》也特立為一類；故《隋志》所著錄的總集以杜預《善文》及摯虞《文章流別》為最早。杜預是三國末人，摯虞是晉人；這時候，正是我國文體論萌芽的時期。魏文帝（曹丕）底《典論·論文》有云：“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這幾句話，雖尚不能謂為文體論，因為他並非專為論文體而發，但這時候方有人注意到各體詩文底性質和作法底不同，則已可概見。晉初，陸機《文賦》中，乃有論各體文章特質的話：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
這就是他所謂“體有萬殊”“區分在茲”吧！而且就文體類別說，也已比《典論·論文》詳細得多；雖然每一體類只有一句話，已可認為是我國文體論底濫觴了。陸機和杜預、摯虞同時，可見文體論和總集，正萌芽於同一時期。
杜預底《善文》已亡，無從考見它底分類。《文章流別集》亦已散佚，但現在尚有從《藝文類聚》和《太平御覽》二書輯存的本子，似分為頌、賦、詩、七、箴、銘、誄、哀辭、解嘲、碑、圖讖十一類。《隋志》說他“各為條貫而論之，謂之流別”，則於文體分類必有所論列，故此書可以說是我國文體論底開山，可惜已經散佚不全了。
南朝齊、梁時，才是文體論底全盛時代。梁昭明太子蕭統（武帝太子）所輯底《文選》為現存最早最著的總集。其自序有云：
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匡弼；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贊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志狀，眾作蜂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至於記事之史，編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記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即此已可見其收羅之廣、分類之細，且史書雖與經、子同在選錄範圍之外（序云：“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表，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則經、子皆不入選），而史書中之贊、論、序、述則仍酌選。按其目錄，共分三十九類，且第一類“賦”又分子目十六，第二類“詩”又分子目二十二，可以說是詳細極了。
《昭明文選》是一部總集，僅能在其目錄及序中，窺見它底分類及概說，還不能說它是論文體的專著。和蕭統同時的劉勰底《文心雕龍》，前半部論文體，後半部論修辭；它底上編從《原道第一》到《書記第二十五》，才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文體論底專門著作。《序志》篇云：
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品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
可見它前五篇《原道》《征聖》《宗經》《正緯》《辨騷》是“文之樞紐”；此後《明詩》《樂府》《詮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吊》《雜文》《諧讔》《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二十篇，則類分各種文章底體制。這二十篇，每五篇為一卷，自《明詩》至《諧讔》二卷，所論都是有韻的；自《史傳》至《書記》二卷，所論都是無韻的。那時候，本有所謂“文”“筆”之分（《文心·總術》篇云：“今人常言，有文、有筆。以為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按，《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至於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謂之‘筆’。”又曰：“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謂之‘文’。”），《序志》篇所云“論文敘筆，品別區分”，即是指此四卷而言。
《南史·劉勰傳》說他在梁天監（武帝年號）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則劉氏不但與蕭統同時，而且是和他很接近的了。但《文心·時序》篇評述歷代文學，至宋為止，說到齊代，則云：“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又云：“今聖歷方興，文思光被；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似此書成於齊末，在《文選》之前。《南史》本傳又說劉氏既撰《文心雕龍》，“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這件事，《南史》沒有說明在那一年。沈約歷仕宋、齊，已官至尚書左長史，至梁武帝時，乃為尚書仆射；而劉勰則少孤且貧，依僧祐十余年，入梁，始為昭明太子所禮待。《南史》所記，似乎是齊末梁初的事情，則其撰作《文心》，當在未和昭明太子接近以前，而《文選》與《文心》的分類是各不相謀的了。
同時，還有任昉的《文章緣起》，自“詩”“賦”“歌”“騷”至“圖”“勢”“約”止，共分八十四類，而且於每一類，各追溯其起原，也可算是文體論的一部專著。此書現尚存在，似可據以考見梁代《文心》《文選》二書以外的文體分類。但《隋書·經籍志》載此書，稱任昉《文章始》，且云“有錄無書”。《唐書·藝文志》載任昉《文章始》一卷，云“張績補”。則此書曾經亡佚，後為張績所補，現存的已不是任氏的原本了。
宋初，太平興國（太宗年號）時，李昉、徐鉉等奉敕編《文苑英華》一千卷，選錄梁末以下的文章，以續《文選》。姚鉉又擇取其十之一，成《唐文粹》一百卷，分古賦、古調、頌、贊、表奏書疏、狀、檄、露布、制策、文、論、議、古文、碑、銘、記、箴、誡、銘（此多為物銘，與上列“銘”類不同）、書、序、傳錄記事，二十二類，子目共三百十六。姚氏選文，不取“多聲律，鮮古道，資新進後生幹名求試者之急於用”者，而取“唐賢之跡兩漢、肩三代”的作品，於是“詩賦”亦如其余的文章，在駢、散之間畫一鴻溝。所以《唐文粹》一書，在駢、散分道揚鑣的歷史上，可以說是散文派總集底開祖。但因為它仍是一部總集，仍不能稱為文體論底專著。此後散文派底總集，雨後春筍般地接踵而興。其著者，如南宋呂祖謙底《宋文鑒》，則分五十類；元蘇天爵底《元文類》，則分十五綱、四十三類；明程敏政底《明文衡》，則分三十八類。《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明文衡》，都是斷代選錄的總集，可以銜接而成一系統。明吳訥底《文章辨體》，名稱很像一部文體論，實際也是一部總集。它分內、外二集：內集是散文，分四十九類；外集是駢文，分五類。徐師曾底《文體明辨》，是就吳氏之書而廣之者，也是總集而非文體論。他以內集為正編，分一百零一目；外集為附錄，分二十六目。賀復徵底《文章辨體匯選》，也以吳氏之書為藍本，分類增至一百三十二。這三部總集雖都駢、散兼收，但以散文為“內集”，為“正編”，以駢文為“外集”，為“附錄”，其旨在重散輕駢，已可不言而喻。清人程崟以吳訥底《文章辨體》，顧名思義，當“重在體之辨，而不惟其文之富”，於是取其敘各種文體緣起之語，每體又精擇若干篇文章為例，原集所無者則補之，名曰《文章辨體式》。這才成為偏重文體論的書籍。至若清儲欣底《唐宋十大家類選》，分六門十三類，則又是廣明人茅坤底《唐宋八大家文鈔》而成的一部總集。在散文派中最占勢力、近人論古文者所奉為圭臬的，還得推姚鼐底《古文辭類纂》。他分文體為十三類：（1）論辨，（2）序跋，（3）奏議，（4）書說，（5）贈序，（6）詔令，（7）傳狀，（8）碑志，（9）雜記，（10）箴銘，（11）頌贊，（12）辭賦，（13）哀祭。他底自序疏說文體，也很明白，可供研究文論者底參考。曾國藩底《經史百家雜鈔》就姚書再加調整，分為三門十一類：（一）著述門，三類：（1）論著，（2）詞賦，（3）序跋；（二）告語門，四類：（4）詔令，（5）奏議，（6）書牘，（7）哀祭；（三）記載門，四類：（8）傳志，（9）敘記，（10）典志，（11）雜記。曾氏此書集散文派總集底大成，可以稱為綱舉目張了。其實，他所分的門類，也有所本。南宋真德秀底《文章正宗》，分類僅四：（1）辭令，（2）議論，（3）敘事，（4）詩歌。辭令即告語門，議論即論著門，敘事即記載門；除詩歌為曾氏所不選，而所選幾篇《詩經》列入詞賦類外，可以說是大致相同。其主張駢、散不分的，別有李兆洛底《駢體文鈔》，共分三十一類。這派主張，本上承劉勰底《文心雕龍》。近人章炳麟是這派底後勁。他底《國故論衡》中有《文學總略》一篇，論文體分類，所包至廣。他以“無句讀文”與“有句讀文”為二大綱：無句讀文分圖書、表譜、簿錄、算草四類；有句讀文分有韻文、無韻文二類，每類又各分六目。
綜上所述，自齊、梁以迄近世，我國底文體論，可以總括為三派：（一）駢文派，發生於梁，以蕭統底《昭明文選》為不祧之祖；（二）散文兼宗派，與駢文派同時發生，以劉勰底《文心雕龍》為開山，近人章炳麟底《文學總略》為後勁；（三）散文派，發生於北宋，姚鉉底《唐文粹》開其先河，但終以清姚鼐底《古文辭類纂》及曾國藩底《經史百家雜鈔》二書為正宗。這三派是13文體論 纂 要我國固有的文體論，姑目之為“舊派文體論”。
清末，海禁既開，世界文化遂漸輸入；東、西洋文學作品經迻譯而傳至我國者頗多。我國底文體論也受了它們底洗禮而起了變化。如清末龍伯純底《文字發凡》，雖列舉的有不成系統的三組分類，而其主旨則在第一組所分的四類：（1）記事文，（2）敘事文，（3）解釋文，（4）議論文。湯振常底《修詞學教科書》所分之類，與龍氏第一組同。近人高語罕底《國文作法》，則分：（1）敘述文，（2）描寫文，（3）解說文，（4）論辯文；與龍、湯二氏亦大同小異。蔡元培《論國文的趨勢》及《國文之將來》二文，則概括為“應用文”與“美術文”二大類。劉永濟底《文學論》則概括為“屬於學識之文”與“屬於感化之文”二大類。最近施畸作《中國文體論》，又根據心理現象而分為“理智文”與“情念文”二組。理智文又分“論理文”與“記事文”二門，情念文則僅列“抒情文”一門；其下又各分若干種類。他們底分類，或直接取自西洋，或間接取自日本，總之，是從國外輸入的，可目之為“新派文體論”。
我國自魏、晉時發軔的文體論底源流、派別，既大略敘述如上；文體論底略史，已可概見。以後各章，當先就舊派、新派各種文體論底分類，評述其得失；次則更進一步，作重新分類底嘗試，並就所試分之類，說明其源流、特徵，間亦略述其作法；至於所謂“風格”，雖不能說它是文體論底本質底一部分，卻也有聯帶的關係，故亦於末二章附述其大概。讀者如已閱《文章學纂要》，瞭然於文法、修辭底格律、技巧，而又能曉然於各種文體，則於作文之道，思過半矣。

目 錄
導讀 /　1
緒論　/　1
第一章　駢文派文體分類述評　/　16
第二章　駢散兼宗派文體分類述評　/　26
第三章　散文派文體分類述評　/　36
第四章　新派文體分類述評（上）　/　51
第五章　新派文體分類述評（下）　/　63
第六章 文體分類底嘗試——從“文字”說到“文學”　/　74
第七章　論說　/　87
第八章　頌贊與箴銘　/　98
第九章　序跋、注疏與考訂　/　110
第十章　贈序、書牘與契約　/　121
第十一章　公文　/　133
第十二章　哀祭與對聯　/　145
第十三章　傳狀與碑志　/　157
第十四章　敘記與典志　/　170
第十五章　辭賦　/　183
第十六章　詩歌　/　193
第十七章　小說　/　206
第十八章　戲劇　/　216
第十九章　風格（上）　/　229
第二十章　風格（下）　/　240
結論　/　249
本次整理征引文獻　/　252

總　序
近期，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技術迅猛發展，ChatGPT（聊天機器人）橫空出世，除了能與人對話交流外，甚至能完成回復郵件、撰寫論文、進行翻譯、編寫代碼、根據文案生成視頻或圖片等任務。這對人類社會的震撼，無異於引爆了一顆“精神核彈”：人們在享受和憧憬更加便捷生活的同時，也產生了失業的恐慌和被替代的虛無感，好像人能做的機器都能做，而且做得更好、更高效，那麼，人還怎麼生存，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這種感覺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有著深久的教育、社會根源。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過於專業化、物質化、功利化，在知識傳授、技能培訓上拼命“雞娃”，社會也以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為主要導向，這導致了人們對“人”的認知和實踐都是“單向度”的。現在，“單向度”的人極力訓練、競爭的技能，機器都能高效完成，他們怎能不恐慌、失落呢？人是要繼續“奮斗”，把自己訓練得和機器一樣，還是要另辟蹊徑，探索和高揚“人之所以為人”的獨特質量與價值，成了擺在所有人面前的緊迫問題。
答案顯然是後者。目前社會上出現的“躺平”心態，積極地看，正蘊含著從“奮斗”“競爭”氛圍中奪回自我、讓人更像人而不異化為機器的掙扎。“素質 / 通識教育”“科學發展觀”等理念的提出，也是為了糾偏補弊，倡導人除了要習得謀生的知識、技能外，還要培養博雅的眼光、融通的識見，陶冶完美的人格、高尚的情操；衡量社會發展也不能只看 GDP（國內生產總值），而要論綜合指數。
這麼來看，以國學為核心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大有用武之地。孔子早就說過，“君子不器”，“為政以德”（《論語·為政》）。莊子也提醒，“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莊子·天地》）。慧能亦曾這樣開示：“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壇經·機緣》）這些經過數千年積累、淘洗的箴言智能，可以啟發我們在一個日益由機器安排的世界中發展“人之所以為人”的獨特質量，從而更好地安身立命、經國濟世。可見，國學不是過時的、只有少數學者才需要研究的“高文大冊”，而是常讀常新、人人都應了解的“通識”。
這套“國學通識讀本”，即致力於向公眾普及國學最基本的思想觀念、知識架構、人文精神和美學氣韻等，大多由功底深博的名家泰斗撰寫，但又論述精到、篇幅短小、表達深入淺出，有些還趣味盎然、才情四射。一些撰寫較早的著作，我們約請當代青年領軍學者做了整理、導讀或注釋、解析，以便讀者閱讀。
我們的宗旨是弘揚並激活國學，讓優秀傳統文化滋養智能時代中國人的心靈，同時也期望讀者帶著嶄新的生命體驗和問題意識熔古鑄今，傳承且發展國學。在這個過程中，相信人人都能獲得更加全面、自由、和諧的發展，社會也會變得更加繁榮、公正、幸福！
陳斐
癸卯端午於京華

序
《國學匯纂》十種，是先祖父蔣伯潛和先父蔣祖怡合作撰寫的，在 1943—— 1947 年由上海正中書局陸續出版。
《國學匯纂編輯例言》的第一條，說明了編撰這套《匯纂》的緣由：
我國學術文藝，浩如煙海。博稽泛覽，或苦其煩；東挦西扯，復病其雜。本書匯纂大要，別為十種，供專科以上學子及一般程度相當者，閱讀參考之資。庶於國學各得其門，名曰《國學匯纂》。
在《例言》中，這十種書的順序是：《文章學纂要》《文體論纂要》《文字學纂要》《校讎目錄學纂要》《詩歌文學纂要》《小說纂要》《史學纂要》《諸子學纂要》《理學纂要》《經學纂要》。出版時也把這十種書按順序排列，稱為《國學匯纂》之一到《國學匯纂》之十。
這十種書中的《文章學纂要》《文體論纂要》《文字學纂要》《校讎目錄學纂要》《詩歌文學纂要》《小說纂要》屬於語言文學範疇，《史學纂要》屬於史學範疇，《經學纂要》《諸子學纂要》《理學纂要》屬於哲學範疇。也就是說，這十種書，涉及了中國傳統的文、史、哲的基本方面，是國學的基本知識。
總起來說，這十種書有三方面的內容：
（一）介紹基本知識。這十種書，每一種都是一個單獨的學科領域，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有關的知識非常多。為了適合讀者的需要，作者對有關知識加以選擇、概括、組織，把一些最基本的知識以很清晰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使讀者既不苦其煩，也不病其雜。
（二）闡述作者觀點。這些學術領域都有不同學術觀點的爭論，或者有不同的學派。面對這些不同觀點，初學者可能感到無所適從。作者對這些問題介紹了不同觀點，並闡述了自己的看法。這有助於讀者了解這些學科歷史發展的過程，也有助於讀者從不同的側面來看待和掌握這些基本知識。
（三）指點學習門徑。這十種書都是入門之學。讀者入了門以後，如何進一步學習？這十種書常常在介紹基本知識和闡述作者觀點的同時，給讀者指點進一步學習的門徑。如提供一些參考資料，告訴讀者進一步學習該從何入手，需注意什麼問題等。
這些對於初學者都是十分有用的。所以，《國學匯纂》出版後很受歡迎。著名學者四川大學教授趙振鐸曾對我說：你祖父和父親的那兩套書（指《國學匯纂》十冊和《國文自學輔導叢書》十二冊），我們當時在中學裡都是很愛讀的。我很感謝趙先生告訴我這個信息。
《國學匯纂》不僅在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末出版後受歡迎，在以後也一直受到歡迎。1990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重印了《校讎目錄學纂要》。1995 年，我在臺北看到的《文字學纂要》已經是第二十九次印刷。2014 年《小說纂要》收入《民國中國小說史著集成》第九卷，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藍士斌先生很有眼光，看到了《國學匯纂》的價值，在 2012 年重印了《文字學纂要》，2017 年重印了《諸子學纂要》，2018 年重印了《文章學纂要》。這些都說明這套書並沒有過時。
但《國學匯纂》一直沒有完整的再版，這是一件憾事。很感謝主編陳斐先生和華夏出版社有限公司，決定把《國學匯纂》作為《國學通識》的第一輯出版。他們約請相關領域的青年學者對《國學匯纂》的每一種都細加校勘，而且撰寫了“導讀”。“導讀”為讀者指出了此書的特色和重點，以及閱讀時應注意的問題。這就給這套七十年前出版的《國學匯纂》賦予了新的時代氣息。
在此，我對陳斐主編、各位寫“導讀”的專家和華夏出版社有限公司表示深切的感謝！我相信，廣大讀者一定會歡迎這套新版的《國學匯纂》。
蔣紹愚
2022 年 5 月於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