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碑》研究（簡體書）

《夏承碑》是少數自宋代出土便經名家著錄並深深嵌入明清藝術史的**漢碑。因原石早佚、翻刻頻出、書風奇詭，歷代文人學士圍繞此碑展開了經久不息的爭論，牽涉石刻真偽、版本譜系、文獻著錄、字體界定、作者歸屬、書寫技法等，幾乎涵蓋了一件古代碑刻所能觸及的**方面。從藝術史的角度考察，《夏承碑》在近千年歷史中的升降沉浮及其複雜爭議，為研究此間的藝術、學術、文化、思想等，提供了一個有趣且不可多得的切入點。
本書立足於扎實的文獻考據與細致的圖像分析，以《夏承碑》為研究個案，深入考察了此碑的碑石流傳、碑文內容、碑拓譜系，繼而探討其真偽與接受史問題，力求將《夏承碑》的歷史呈現為一部“微縮藝術史”。最後附長文《物質、圖像、歷史：論碑帖、拓片及其研究》，則從具體的個案研究出發，上升到方法論的高度，對藝術史中的碑刻、拓片研究以新穎的討論。

陳碩，1990年生於山東濟南。山東大學文學院、教*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入選“山東大學青年學者未來計劃”。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博士，美國布朗大學藝術與建築史系訪問研究員，本科、碩士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目前出版著作數種，在《文藝研究》《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國際漢學研究通訊》《新美術》《中國書法》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四十馀篇。兼任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山東省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等。

《〈夏承碑〉研究》一書梳理了《夏承碑》自宋出土以來的拓本類別、狀況、流轉過程等信息，並對各個版本進行比對，較為清晰地響應了《夏承碑》的原刻、翻刻、宋拓的相關問題，為讀者提供了了解《夏承碑》歷史、源流的材料。本書著眼於《夏承碑》的接受史，但不僅限於此，而是在“盡精微”與“致廣大”之間尋找平衡，呈現了具有廣度與深度的文化視野。

引言 001

第一章 《夏承碑》碑石流轉概述 013

第二章 《夏承碑》碑文釋證 025

第三章 《夏承碑》版本研究
第一節 華夏舊藏本 74
第二節 傳孫楨舊藏本 97
第三節 傳伊秉綬舊藏本 113
第四節 成化本 121
第五節 嘉靖本 133
第六節 武慕姚舊藏本 150

第四章 《夏承碑》的“偽”與“真”
第一節 由“拓”而“碑”：辨偽意見的生成過程 166
第二節 論《夏承碑》文字為可靠漢代書跡 177
第三節 《夏承碑》“偽”在何處？ 195

第五章 《夏承碑》接受史中的若干問題
第一節 八分、芝英、漢隸一體 210
第二節 “沿訛信是中郎筆” 223
第三節 篆筆與楷筆 245

結語 265

附 物質、圖像、歷史：論碑帖、拓片及其研究
第一節 “風格”與“功能” 279
第二節 藝術史中的中介性因素 290
第三節 拓片：從“物質性”到“可塑性”“平面性” 305
第四節 碑帖、拓片之為經典 318
余論 340

參考文獻 345

後記 381

引言

凡曾閱讀過金石學乃至碑刻學方面書籍者，想必會對其中追溯碑石銘刻形制變化、羅列秦漢以降豐碑巨制的文字印象深刻。而凡遊歷過古代宮殿、廟觀、祠墓乃至諸多風景名勝者，亦想必會將矗立於其間的碑刻納入到自己的相框中。毋庸諱言，不論是示於眾人，抑或是隱於幽冥，鐫有或短或長文字的碑石都以一種獨特的文化實踐方式，見證著古老國家的深厚歷史，述說著悠遠歲月的真切故實。

不過，倘以時下學術的進展來檢視既有的文化傳統，不難發現，以“自古以來”一類語辭描述中國歷史上“樹碑立石”的傳統，既不具體，甚至亦不夠準確。畢竟，秦漢以前藝術史的研究物件，主要是青銅器、玉器、陶器等，公共石刻特別是鐫有銘辭的大型碑碣數量極少，亦不發達。故而考察石刻的發展歷史，先秦時期的《石鼓文》《守丘刻石》等，絕無統一的規制，大抵屬於在略施加工的天然石塊上鐫刻些許文字而已。秦始皇東巡途中所立諸石，如《泰山刻石》《瑯邪臺刻石》等，亦顯然與之沒有本質上的區別。至此，這些遺物基本沒有逾於《說文》“碣，特立之石” 或在崖壁上簡單磨出平面進而鐫刻文字的階段。它們之間是否或在何種程度上存有直接的淵源關係，亦是難以確切論證與憑信的。時至西漢與新莽時期，如《群臣上醻刻石》《魯北陛石題字》《五鳳二年刻石》《魯孝王陵塞石》《麃孝禹刻石》《居攝兩墳壇刻石》《萊子侯刻石》等並傳於世，其中偶有與後來碑石形制接近者，但形體大都矮小，據多出現於其間的縱向界格與其書寫方式考察，實脫胎於彼時的簡牘文書。顯然，後世觀念中的“豐碑”還未登上歷史的舞臺。

當歷史前進到東漢時，這一局面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觀。即以今日所見者論，碑石之數可以百計，曲阜、泰安、西安、漢中、洛陽、成都等地所藏者，皆極具規模。這些碑石的形制相對成熟穩定，銘辭頗具體例，書寫卓絕、鐫刻精整更為世人所知——顯然具有一套從字到文、到石的社會共識與製作辦法。倘將酈道元《水經注》、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趙明誠《金石錄》、洪適《隸釋》等歷代典籍中著錄的東漢碑刻加以匯總，則彼時的樹碑風氣應是何等的繁盛，何等的前無古人，誠是不難想見的。當然，短短百年之間竟突發了“從碣到碑”的歷史性劇變，大型碑刻紛紛涌現，自非“自然而然”所能解釋。在討論東漢時期豐碑驟然林立的現象方面，趙超於《中國古代石刻概論》中的表述，乃是周到公允之言：

我們認為，促成東漢時期石碑大量產生和定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在漢代，標示墓葬的習慣逐漸普及成風；厚葬之風大肆盛行；歌功頌德、揚名傳世的思想與儒家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隨著開通西域，西亞、北非等地西方文化的影響逐漸傳入等。這些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在中國古代社會流行開來的重要石刻——碑。

李零所言更為具體：

大型石刻，中國早期並不發達。發達是漢以來，估計背後有外來刺激。

…………

中國的愛好轉移是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既不

能用簡單的本土說來抹殺，也不能用簡單的傳播說來解釋，而是要從授受雙方的相互作用來分析。其中既有接受，也有模仿，甚至包含“中國化”的改造。

…………

大型石刻，起源最早，藝術水平最高，恐怕還是中近東（赫梯、亞述、巴比倫和埃及），以及與中近東臨近的希臘、羅馬和伊朗。漢代石刻受外來影響，不光是印度，也包括伊朗、阿富汗和中亞。

不論是風氣與需求上的“本土培育”，還是形制與作法上的“洋為中用”，都促成了“樹碑立石”的文化實踐成為中國歷史傳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東漢（特別是桓帝、靈帝年間）諸碑，即是這一高度發達的實踐、傳統的早期見證。

關於碑刻的分類，清末學者葉昌熾（1849—1917）所言雖不盡周全，但仍是頗具概括性的：

綜而論之，立碑之例，厥有四端。一曰述德，崇聖嘉賢，表忠旌孝，《稚子石闕》《鮮於裡門》，以逮郡邑長吏之德政碑是也。一曰銘功，東巡刻石、登岱勒崇、述聖、紀功、中興、叡德，以逮邊庭諸將之紀功碑是也。一曰紀事，《靈臺》經始，《斯幹》落成，自廟學營繕以逮二氏之宮是也。一曰纂言，官私文書，古今格論，自朝廷渙號以逮詞人之作是也。舉此四例，若網在綱。

傳世東漢碑刻，大都可以歸入葉氏所言的這四類之中。對於鐫刻其上的那些波磔豐富、結構寬博而又風彩各異的銘石“八分”之體，後世學者往往以“漢隸” 或“漢分”相稱，認為是“大漢氣象”的直截體現。因而，這些碑石之所以能獲得累代學者的推崇，除卻其形制古樸莊嚴，文辭雅馴端整，並可補正史之闕漏、可見一時之風氣外，其書法藝術之高超卓越，乃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即以時下學者最為熟稔者論，如《乙瑛碑》之方整端嚴，《禮器碑》之細勁挺拔，《張景碑》之平和寬厚，《孔宙碑》之溫潤沉著，《華山碑》之整飭雄秀，《衡方碑》之雄渾內斂，《史晨碑》之深厚莊重，《曹全碑》之婀娜舒展，《張遷碑》之古拙生動……面目或精粗有別，用筆或方圓異趣，然能各造其極，為一代之絕詣，啟後學於無窮。本書的研究物件《夏承碑》，即是這璀璨群星中的一顆。

逮至今日，因鮮有習書者的臨摹仿效，《夏承碑》已然被絕大多數人所漠視乃至遺忘。偶見於市肆的拓本（主要是印刷品），其文字既不精美，亦不古樸，學之者寥寥。加之此碑並不具有多少政治的象徵意義，所涉的史實有限，無益於考證，遂成為尋常而“小眾”的一通漢碑而已。

但是，此碑在古時的境遇，實與當下不可同日而語。考慮到《曹全碑》《張遷碑》等要遲至明代中後期方出土，被人當作書法範本更是在入清之後才漸成氣候的。相比之下，《夏承碑》在北宋時期甫一出土，便被大名鼎鼎的金石學家趙明誠（1081—1129）著錄在了《金石錄》之中，此後的千余年，歷代眾多金石典籍都載錄其名目、考校其銘辭、賞鑒其書法。至金石之學空前繁盛的清代乾嘉時期，研究者、評騭者、收藏者、臨摹者、著錄者更是不可勝計，僅著名學者翁方綱（1733—1818）一人為此碑所撰的考證文章、題跋、詩歌等，便有數十篇之眾，令人咋舌。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此碑及部分舊拓最為“如日中天”的歷史時期，其受到世人關注的程度，似乎並不遜於在藝術史上同樣聞名遐邇的《華山碑》。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此深入地介入到種種學術討論旋渦中的《夏承碑》，既無確真碑石可依，亦頗為混亂的版本譜系所擾，其間的複雜性、混亂性與模糊性，共同促成了引人矚目的爭議性。因而在金石材料出土驟增，學術與藝術風氣發生重大變化的清代中晚期以降，種種爭議或被澄清、或被擱置、或被遺忘。來源可靠、實物完好且信息豐富的大量兩漢銘刻甚至墨跡，逐漸居於學術與藝術場域的中心。《夏承碑》遂連同著那些多少有點“盲人瞎馬”意味的累累聚訟，漸漸地被邊緣化，直到如今。

誠如前文所述，即便是《夏承碑》的幾件最為知名的舊拓本，亦未必能夠招來多少當代觀者的垂青。故而這種“邊緣化”的趨勢，既無可挽回，亦無可厚非。但是，倘從藝術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夏承碑》在千百年間遭遇的升降沉浮，廣涉諸多層面的複雜爭議，恰恰為我們研究此間的學術、藝術、文化、思想等，提供了一個有趣且不可多得的切入點，明清以降眾多關於何為隸書、何為漢隸、何為漢碑、何為原石、何為翻刻的討論，都可以在此領略其鋒芒、展現其理路。甚或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夏承碑》在宋代出土之後的接受史，乃是此歷史區間內的一部“微縮藝術史”。其學術價值自可超越一般意義上的文物價值與藝術價值，從而受到學者與廣大讀者的重視。

第一章 《夏承碑》碑石流傳概述

《夏承碑》，全稱《漢北海淳於長夏君碑》，亦稱《淳於長碑》《夏仲兗碑》等（以下統稱《夏承碑》）。後世據碑文中云“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一般將其定為東漢碑刻。此碑於東漢諸碑中並不特殊，大抵是記述已故地方官德行政績的一類。碑主夏承（114—170），字仲兗，歷任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五十六歲時卒於淳於長任上。據碑文所載，夏承的祖父官至東萊太守，父官至太尉掾，兄官至右中郎將。毋庸諱言，夏承出自仕宦之家。他最終雖未察舉“孝廉”、得登高位（或因壽限），但由其家族背景與任職經歷來看，仍屬相當典型的東漢地方政治精英。夏承官階較為低微而品行高潔，為政清肅，且不辭糾枉、扶正之責，洵是一位地方能吏。或因此而政聲遠播，民感其德，遂鐫此碑。

此碑之所以在中國藝術史上頗有影響，自然不會是因為夏承本人在東漢的歷史上做出過何許偉大的功業，而是此碑書風奇詭多變，版本流傳紛繁複雜，成為歷史上少有的長期被眾多文人學者持續關注的著名碑刻。

最早著錄此碑者是北宋的著名金石學家趙明誠，其《金石錄》云：

碑在今洺州。元祐間，因治河堤得於土壤中。建寧，靈帝時年號也，距今千歲矣，而刻畫完好如新。余家所藏漢碑二百余卷，此碑最完。

按：宋之洺州，即東漢時冀州鉅鹿郡廣年縣，而淳於則為青州北海郡屬縣，二地相距頗遠，絕無接壤處。故歷史上多有人據此推測趙明誠所見是異地重立者。爾後此碑又為洪適《隸釋》、劉球《隸韻》、婁機《漢隸字源》、佚名《漢隸分韻》等著錄，成為在宋代便受到廣泛關注的東漢碑刻。

此碑在元代文獻裡雖記載寥寥，但通過這些零散記述，我們仍然能夠明確，《夏承碑》的碑石沒有離開洺州（即元代廣平路）。而且應該可以據此推論：只要碑石所處的位置沒有出現大的變動，則元人所見者，有較大可能性即為趙明誠等宋人所著錄者。如揭傒斯（1274—1344）詩云：

金陵皇象劍戟張，中山夏丞鼎獨扛。

洺州系屬古中山國舊地。“丞”“承”二字，古人多混用不別。元、明兩代文人所稱的《夏丞碑》，即是《夏承碑》。故而可以憑據。

但穿過元代的零星記載，到明代時，此碑的境遇竟發生了截然不同的變化。成化十五年（1479），時任廣平郡守秦民悅云：

予承乏廣平，見府治後堂有碑仆地，閱之，乃《漢北海淳於長夏承碑》，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所書，八分體。……於戲！光和苦邑之刻，予固未及見之。今觀此書，風神骨立，想亦逼真矣。計自東漢靈帝建寧三年至今，凡一千三百五十有五歲，而此刻尚存，豈非神物守護之至耶？因與諸同寅謀，復樹於堂之東隅，創一小軒以覆之，扁曰“愛古”，志書法也。若承之功德與夫墓之所在、碑之所從來，固不暇考論，但碑之下截凡一百一十字，年久蘚蝕，系後人模刻，覽者當自擇之。

秦民悅所云可以反映出以下幾點：其一，此碑自宋代出土以至彼時，似乎未曾離開廣平地界。其二，此碑至秦民悅所見之時，已經多年無人問津，“有碑仆地”便是證明。其三，成化之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此碑的保存情況極為不佳，或由捶拓，或由土掩，或由風化，且碑石的上、下部分遭遇有別，導致其下部的文字漫漶不清，而後人補刻一百一十字的行為，亦可以反映出這一點。在少有漢碑留存的廣平一地，秦民悅的舉動無異於為地方“打造”了一塊蔡邕手筆的“招牌”，並成為暗喻地方歷史傳統、地方官重視文教與風雅的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觀”。因而此碑的聲名便開始隨著拓本（此謂“成化本”）傳播開來。但不到七十年，碑石便遭毀壞，以致徹底殞沒。嘉靖二十四年（1545），此時的廣平郡守唐曜據舊拓重刻了一塊新的《夏承碑》，並作跋云：

右蔡邕書《淳於長夏承碑》，在廣平府。承不知何許人，其仕與卒皆無當於廣平。碑所自來，莫可考竟。永樂七年（1409）修，歲久踣仆。成化己亥（1479），前守秦公民悅復建“愛古軒”以覆之。碑首有穿，疑所以受繂懸棺，而八分字畫奇古，信為漢物無疑。迨今幾七十年，海內賞鑒擬《石經》矣。嘉靖癸卯（1543）築城之役，為工匠所毀。越二年，予來守郡，索諸瓦礫，不獲，乃取摹本臨石，置亭中。予觀歐陽子《集古錄》至千卷，自以為多，是碑《錄》所未載。然其時已云漢隸難得，況後此五百年，獲見古人未及見之完碑？乃不幸而淪毀，豈不可深惜耶？今臨刻遒勁，不失漢風骨，足作佳觀。它時興作者，他山之石何限，豈必茲碑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