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孤獨死將是大多數人的未來

一個進過殯葬業、賣過線上遊戲寶物、
做過房地產廣告文案和翻譯機中文編輯的另類基層社會課公務員，
建議大家獨居安老該有的準備。

趨勢話題「無緣社會」、「長壽地獄」之後，臺灣現場實況，基層公務員說給你聽。
老死人生大事國家如何處理？計畫獨居安老個人如何準備？

六十五歲算是人生的一個大考，之前所有累積的事物，無論是關係、負債、病痛，都會成為在轉職成「老人」這個身分時，無以迴避的重量。
坐鎮區公所社會課老人福利櫃檯的我，何其有幸，在這些生命隕落之前，成為接住他們最後一張網子的一條絲線，提供或多或少的幫助。
──李夏苹

李夏苹初入職場時，曾短暫待過殯葬業、賣過線上遊戲寶物、做過房地產廣告文案和翻譯機中文編輯，但都待不久。求職不順的她努力考上了公務員，原本在區公所處理文化行政業務，突然被調到社會課，負責老人福利櫃檯業務。

有一天她被交辦處理一項「點交獨居老人遺產」的工作，讓她心中生起莫名恐懼，且冒出許多執行流程的疑問，「如果第一線的我們都不知道要怎麼做，那麼，一般人應該更難清楚國家是怎麼處理獨居老人的遺體和遺產？」為此她透過訪談、研究，並添入職場實際案例及個人反思來撰寫此書，試圖勾勒出老死大事在國家機器下可能的面貌，以及人們可以如何安排老後生活的誠摰建議。

李夏苹

披著公務員外皮的詩人，盡可能保持與兩者的安全距離。逃回母星前只能把自己寄放在地球，生了三個小孩。非必要不看影片不聽音樂。成大中文九四級，研究所跑去台北讀社會學。一度想在專長欄位填吸引力法則和發票中獎。人生目前的高峰是認識五十名以上的百歲人瑞。若你認識友善房東或你本身是，請跟我聯繫：solarpath820@gmail.com。著有詩集《鹿就是這樣變成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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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士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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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開始面對孤獨死，正視這個議題，臺灣社會也將鋪陳屬於我們避免孤獨死的光明故事。──洪士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副教授

生老病死，人間四味，是我們無可迴避的歷程。然而，在生老病死之前，若加上「孤獨」這個狀態，許多人可能會感受到深深的無助和悲傷，彷彿秋風吹過，整個世界變得陌生而荒涼。
作者在公務生涯中，負責處理獨居長者遺產點交，近距離嗅到「即使死去也無法擺脫的邊緣苦味」——那正是社會工作現場日常瀰漫的氣息。當我們步入有史以來人類活得最長、卻也最孤獨的時代，如何找回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連結，不僅僅是個人六十五歲「轉職」成為老人的一次大考，也是政府、企業及第三部門對應孤獨死議題，迫切需要研發的處方。僅此，才能讓那些飄零的心、疲憊的靈魂，仍願意盼望，不致失去對人間的信心。──鍾彥彬，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當我們開始面對孤獨死……
洪士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副教授）

如果說死亡是每一個人共同的宿命，那麼宿命之外，本書作者則開啟了屬於她特有研究死亡的「天命」。

我和李夏苹相識於臺北教育大學多元文化與發展碩士在職專班。查了一下論文指導紀錄，夏苹是從二〇二一年三月開始找我談論論文主題。我們從中低收高齡者的日常觀察、機構老人的處境，一路到獨居老人的志工組織研究，每個主題夏苹都花了一些時間消化研究文獻，看似可行的主題可能因為「機緣」未到而被擱置。找尋研究主題總是讓人感到不確定和沮喪，但往往會出現轉機。

時序來到七月某個夜晚的線上會談，正在區公所社會課服務的她，開始和我聊起工作上處理獨居老人死亡業務的經驗，高阿姨案例裡基層公務員和員警、里長、幹事互動的場景，讓我聽得入神，也確定了這會是屬於夏苹才能完成的論文。身負工作、家庭、學業三重壓力的她，即便田野就在自己的工作場域，也花了一年的時間才提出正式研究計畫，通過計畫後又經過一年的資料蒐集與書寫，在二〇二三年六月完成〈有名無主獨居老人遺體處理及遺產點交的行政流程〉的碩士論文。

書寫至此，讀者千萬別誤會這是一本碩士論文改寫而成的書，雖然當初夏苹跟我透露要以論文同樣主題出書，我也這麼猜想。讀完整本文稿，我要再強調一次，這真的不是碩士論文改寫而成的書籍！明白的說，它跟碩士論文差異頗大，褪去學術書寫的要求，作者更自由地書寫她認為有意義的故事，活生生記錄著獨居老人家庭孤立與經濟困頓的情境，也將在公務體系裡工作者的無奈描繪得栩栩如生。就在硬著頭皮也要研究的「研究生」、想要熱血又害怕連累其他同事的「基層公務員」，以及勇敢的「母親」等三位一體的靈魂附身，才得以將灰暗、冷僻的孤獨死議題，寫得生動有趣。如果要我定位這本書，我認為這是作者作為基層公務員在處理孤獨死業務以及研究經歷中的重新自我扣問。前段我刻意把夏苹完成論文時程逐一記錄下來，主要想表達本書作者尋找答案的究竟旅程是來自於過去研究一點一滴的積累，真誠而且充滿意義。

第一個有意義的發問是誰容易發生孤獨死的討論。依據美國洛杉磯無人認領死亡（unclaimed deaths）記錄的數據顯示，無人認領遺體的比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上升。一九七〇年代末大約為百分之一．一五，在二〇〇三年上升到百分之三，二〇〇九年再微升至百分之三．一六。其中，又以「家庭孤立」、「經濟困境」與無人認領遺體之間的顯著關聯。這個研究統計分析初步指出，沒有家人在身邊、從未結婚、離婚或分居的狀態有更高機率發生無人認領的死亡。這份洛杉磯無人認領死亡的社會學研究還發現其中的性別差異。離婚和分居的男性有比較高的機率發生無人認領死亡，未婚女性預測了無人認領死亡率的增加。也就是說，男性高齡者比女性更容易因為離婚、分居而與家中親人斷了聯繫而發生無人認領的死亡。總之，無人認領死亡反映了在死亡前幾年和幾個月內的家庭和經濟環境。雖然夏苹描述的幾個案例並不全部屬於無人認領死亡，但也呼應了孤獨亡者的家庭孤立和經濟困境。

第二個意義來自於我們為什麼害怕孤獨死的討論。有份人類學的研究指出，在日本「善終」的腳本包含著去世的人被後代恰如其分地對待為「光榮遺體」（honourable remains）的過程，如此儀式的進行才能使亡者順利過渡到來世，後世子孫才能持續繁榮。否則，任其肉體的腐爛、街頭死亡（street death）是一種「壞死」（bad death），會產生不安定的靈魂（unsettled spirits）是互惠與再生輪迴的對立面，破壞並威脅家庭或社區的秩序。

好啦！不要這麼黑暗，有沒有什麼光明的故事說來聽聽？有啦！雖然人們害怕孤獨死（isolated death），但也可能在社區生活中出現轉機。橫濱壽町因為無家者而發生愈來愈多孤獨死的案例，壽町的社區為防止底層民眾的孤獨死，由社區非營利組織發起「看護志願者計畫」，這是一項預防孤獨死的臨終社區陪伴活動，集合學生志工與社區居民，定期訪問臥床病患、查看患有失智症者的行蹤，以及協助購買日常用品，讓獨居者避免孤獨死。當我們開始面對孤獨死，正視這個議題，臺灣社會也將鋪陳屬於我們避免孤獨死的光明故事。

一開始我就說夏苹帶有特有研究死亡的「天命」，因為她的研究成果已經將屬於個人的煩惱轉化為一個公共的議題。像是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才能領遺體的規定已經不合時宜，尤其後現代社會出現各種多元家庭型態，當今臺灣法律已經不符其所需。疫情期間，許多染疫而去世的亡者，無法好好送別的親友至今仍讓人感到遺憾。疫情後，這樣的劇碼還是繼續出現在孤獨死的案例中。明明可以擁有一場屬於個人化的喪禮以安慰活著的友人，卻眼睜睜看見亡者只能進入聯合公祭而徒留遺憾。在這本書出版的同時，我們已經將夏苹的研究發現以及所牽涉之相關法規，提供給立法院三黨團做進一步研議，期待我們的法律能更友善無親屬的獨居者。

推薦序 當我們開始面對孤獨死…… 洪士峰
前言 孤獨死雖然令人不安，但是時候讓我們來談一談了

第一部 我就是這樣成為公所社會課公務員
「妳就做到今天，下週不用來了！」／老人福利櫃檯：異文化衝擊的田野／從退信開始的「消失的老人」循線解謎

第二部 我在老人福利櫃檯看見的日常與艱難
受暴阿嬤的老年悲歌／名下財產三億卻沒錢吃飯的Ａ君／「叫他去睡Ｘ陽公園」：無家者想有個家有多難……／「以前當小主管，也幫助過人，怎麼會變這樣？」

第三部 沒想到我要去清點獨居老人孤獨死後的遺產
「新承辦妳好，麻煩妳去點交國宅內死亡的獨居老人的遺產。」／直擊遺產點交現場：死了一位獨居老人的客廳／獨居死亡的未來／先別嚇跑，用我剛學到的社會學談談死亡吧！／捐棺：用業力法則創造財富的古老傳說／從傳說中的三萬塊到聯合奠祭／「他是我爸，但我不想認他的遺體。」／「沒有人要做，你就跳出來！」／「遇到一具屍體，是誰都會害怕。」

第四部 即使死去也無法擺脫的孤獨苦味
開不出死亡證明的馬阿姨／民代的冥婚妹婿黃爺爺／路倒死亡的更生人周阿公／「人死多久會發臭？」熱心鄰居意外發現的獨老死亡事件／冰存過久的遺體

第五部 基層公務員也能為邊緣角色發聲
公務員是個限制點到滿的職業？／在體制裡衝撞體制／榮服處的案例／「我們去取令箭！」護理之家探訪阿水阿嬤／大家都是「人」，不要放棄溝通

第六部 如果孤獨死是你我的未來
誰說孤獨死一定是壞事／醫療死比孤獨死更悲傷的佐證／無人送終，生前契約可行嗎？／機構安老臨終的可能／無力殮葬與民間力量／善願愛心協會行善體驗營／想像死亡：若人生值得一場好死／給計畫獨居安老的你一些建議

後記 如果你也和我一樣好奇……

前言

孤獨死雖然令人不安，但是時候讓我們來談一談了

距今三年前，從沒想過我的第二本書會是跟獨居老人死亡有關。
第一本書是自費出版的詩集。生嫩的出版新手我，配上同樣初出茅廬的出版社與勇者設計師，在出版巨獸面前，用了怪招—詩集的封面以黑卡燙上黑字，各自黏上一隻手工剪裁的毛茸茸的貓咪（也是黑色的），內頁用粉色紙印出我不怎麼修飾的詩句。
自費出版與奇特的書籍封面設計雖然吸睛，但不至於讓詩集大賣。這趟奇幻旅程的展開，要歸因於我跟出版界的不熟。當時寫了一篇〈請問通路，你為什麼賤賣我的新書？〉的臉書抗議文，闡述我在自費出版、自主定價後，卻遭遇了大型通路不由分說地打了七九折販售。那篇貼文意外地獲得不少迴響，也似乎讓我的詩集賣得不錯。帶著詩集，我辦了好幾場分享會，從臺北國際書展到幾間獨立書店，分享會的形式多元，與在北京開過書店的我哥李擴（Tony Li）、大學同學《女子山海》的作者劉崇鳳、張卉君對談；甚至跨足到北京、上海去分享我的自費出版詩集，現在想起來，這些經歷也太大膽了，簡直不可思議。
我高中時只有一個志願，沒有之二：考上成大中文。讀書和寫作成為我的浮木，是國中陰鬱的升學壓力逼出來的結果。猶記得抱著《紅樓夢》、金庸小說、倪匡科幻和三毛散文入睡的夜晚，攤開六百字稿紙一個字一個字填滿的快樂。在那些日子裡，文學讓我除了滅頂之外有其他選擇，透過書寫，找到專屬於我的立足之地。
如願考上成大中文的我，過了最開心的四年大學生活，盡情遊玩、談戀愛、與同學一同寫詩、排戲、蹺課，自始至終只記得要當個特別的人。未想過出社會之後，我要跟其他人一樣被塞入一個「我個性外向、積極進取、善於溝通協調」的業界罐頭想像裡。在跌跌撞撞換了四個工作之後，我一咬牙投入公職考試，準備了幾個月，考上了普考。成為了一名再也不用擔心主管跟我說：「妳就做到這週五，下禮拜一不用再來上班了」的公務員。

與公務界格格不入的公務員
一開始我對公務員這個工作感到自卑。在我的認知裡，考公務員是不得已的選擇。大學同學蔡小蛙在我第一本書的序裡這樣寫：「今年是我跟並不熟的外星人李夏苹認識的第十五年，最近這五年我都在偷偷生她的氣，因為我想像過她成為女特務，想像過她當卡通聲優，想像過她跑去跳現代舞兼通靈解塔羅牌，想像過她浪跡天涯在沙漠裡拍紀錄片，就是沒想過她如今會是三個小孩的媽媽，職業是公務員。」
在這裡我要先解釋一下，公務員這個職務，顯然是有所謂社會地位存在的，也不可否認是一份穩定，制度相對完善的工作。有些人夢想考上公務員，很多父母也夢想孩子能考上公務員，可能不理解為什麼我會為此感到自卑？哎，就是因為它太穩定、太符合長輩的期待，所以在我的心中，這只是一個不得已的選項，選下去就意味著──我真的無路可走了。自責沒能把自己訓練成一個適合上班的人，才會去考公務員。一開始是打從心底不認同這個身分的，我認為以我的才華和天賦，絕對有更特別、更適合我的工作，就像上面蔡小蛙舉例的那些。
在身邊同學一個一個接著出書之後，我的自卑感開到了最大，成為一個渾身帶刺的人，輕輕一碰，就會像河豚一樣全身爆開。為什麼同學可以在文字的領域發光發熱、出書辦講座，我卻只能打著上班卡和下班卡，纏繞在奶粉尿布之間，辦著那些內心抗拒的活動？那時，我的另一半R甚至遠在對岸工作，我常要獨自面對三個年幼的孩子，遠離我最喜歡的閱讀和創作，更加深了內心的徬徨和自卑。
曾經，文化行政是我認可唯一的出路。滿心以為辦藝文活動、社區營造、文資保存這些事情，是我的天命和熱情所在，離開了這些，我就再也不是我了。可是在文化行政的工作上，我也總是遭遇了外在和內在的打擊。在預算不足、認知差異的雙重作用下，我看到了「公部門美學」主導了活動的主視覺，看到同事甚至我自己，用免費軟體「非常好色」製作活動的海報。桃園藝文陣線辦了一場反諷意味濃厚的活動「公部門美學設計大賽」，刻意使用「非常好色」製作出對比色強烈、圖案粗糙、讓人看了不舒服的「設計圖」，聯想到我們過去為了省經費製作的海報文宣，羞慚不已。寫下了反思的文字放上臉書，又引起一陣熱烈的討論。這些討論甚至還促成了講座活動，應邀跟設計師在薄霧書店對談「公部門美學有事嗎？設計師vs公務員對談」，創下開賣幾個小時，門票就賣光的紀錄，還要加開第二場以消化報名的熱情。
說真話與習慣反思，讓我在公部門成為長官眼中的麻煩人物。我在發文呼籲大家保留僅存的八卦窯磚窯廠，以及人口普查的業務上，站在與長官相反的立場，雖然不能證明因果關係，但我最終被調離了文化行政職務，來到了完全陌生的領域──社會課老人福利櫃檯。

登出文化行政，踏上老人福利新大陸
初來乍到社會課的我，帶著對自身能力的強烈懷疑與省思，對社會行政業務全然無知，遇到什麼都感到好奇、拼命吸收學習。彷彿大航海時代，人類學家初次踏上新大陸，對我來說一切都是新奇的，都需要去了解、消化、探究背後的原因。在社會課我從對陌生業務的戰戰兢兢，幾經歷練之後，逐漸成為了一個全心投入這份工作的人。不僅是工作上的效率、能力提升，也獲得來自於服務的民眾、同事、長官的肯定和回饋。三年下來，這份成長極為顯著，從工作能力到靈魂都獲得大幅度的提升。
社會課的老人福利櫃檯，是個觀察社會百態的蹲點。剛滿六十五歲，拿著市政府寄送的生日賀卡來辦三節禮金和敬老卡的老人；帶著忐忑的心情來低聲詢問社會救助的老人；有走失的記錄或可能性，而被帶來申請「預防走失愛的鍊」的老人；沒有家人同住、生活無法自理的獨居老人……自幼習慣以文字記錄所見所思的我，常在與情況特殊的老人接觸後的當日，以電腦的記事本程式，寫下我們之間的對話或接觸時令我特別注意的地方。這些田野記錄，慢慢累積起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立體，從單薄無感情的表格文字，變成一個個鮮明寫實的生命紀實。
六十五歲算是人生的一個大考，之前所有累積的事物，無論是關係、財富、負債、健康、病痛，都會成為在轉職成「老人」這個身分之時，無以迴避的重量。我承辦的業務中有許多項目，是在救助掉在貧窮線以下的老人；他們的人生岌岌可危，需要政府的救濟金之外，常伴隨著病痛、失能、居無定所、欠債、被子女拋棄等人生課題。
而我有幸，在這些生命隕落之前，成為接住他們最後一張網子的一條絲線，在他們行過人生的死蔭幽谷時，提供或多或少的幫助。
有別於機械化的服務，我和協辦們有了共識，致力於在第一線展開服務的量能，即使他們被兒女遺棄、被社會邊緣化，但至少遇到我們，願意發自內心真誠地招呼他們，傾聽他們真實的需求，竭盡所能地幫忙。當然，在結構和法規的雙重限制下，常有力不從心的喟嘆，只是，在每一次的失望或徒勞之中，我們學習教訓，尋找突破點，讓一切的努力，至少留下了一個教訓。

無人能保證離世之時不是一個人
在看到終點線前，你無法確保當自己面臨死亡時，是獨自一人，還是其他的情況。即使是有伴侶、有兒女的人，也難保不會是家人中最後一個離世的人。若你離開人世的時候，身邊沒有人可以幫你處理遺體和遺產，全然交給國家的話，會發生什麼事呢？你能確保國家會好好地幫你處理嗎？
身為國家代理人的公務員，在死亡行政新手村的觀察，我只能坦白地告訴你，我真的……很難相信。
比起在一些更為極權或貪腐嚴重的國家，人民對政府採取不信任的態度，遇到事情只能靠自己；臺灣人民在發生社會重大事件時，在檢討、譴責制度的時候，常會把某些復原的希望，寄望於政府部門，尤其是社會局之上。例如二〇二三年九月發生了一起震驚社會的案件，高雄某棟大樓有個男子，持刀殺害了住在樓上，育有兩名幼童的三十幾歲的夫妻，社會大眾在震驚之餘，新聞報導的最後，總是會說：「關於兩名幼童的心理輔導，社會局將派專家和社工持續追蹤、關心。」
我在閱讀魏明毅《受苦的倒影》得到的資訊，以及幾次去社會局開會的印象，這些所謂的「社會局的陪伴和關心」，其實也反映了第一線社工的無力感。
試問，如果你是社工，要如何去引導兩個幼童走出陰影，有多少時間可以建立陌生陪伴？陪伴的頻率又是如何？如果他們小小的心靈就此認為，因為自己「不乖」，吵到樓下的阿伯，造成父母被殺害。這麼巨大的陰影，又豈是一個小小的社工足以化解的？

這個社會把最脆弱的一塊寄託在基層公務員身上？
社會常把期待放在第一線人員的身上，認為「政府既然設立了這些局處，就有能力在人民需要的時候提供協助」。但所謂的第一線人員，真有這個能力去處理和消化所有的災厄嗎？
美國學者利普斯基（Michael Lipsky）發現，位於官僚體制最底層的小員工，才是影響民主法治的關鍵人物，包含老師、警察、社工、書記官、社會行政人員等，這些人負責執行法律與政策，需要與民眾發生大量的互動，利普斯基把這類人稱為Street-level Bureaucrat，臺灣翻譯成「基層官僚」。美國政治學者扎卡（Bernardo Zacka）更是在基層公務機關進行了八個月的田野後，提出了尖銳的質問：「基層公務員是不是一種『有毒』職業？為何他們大多數的人，都呈現出一種病態的道德傾向？」（參見：壽司坦丁Sociostanding，《基層公務員有「病」：公家機關如何侵蝕道德能力？》）
如我們這般職位、薪水都偏低的「基層官僚」，卻是直接影響那些能接觸到的民眾可否度過生命難關的重要角色。我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想用自身的行動影響周圍的人，把我善於在體制內發現不尋常之處的特質，發揮正面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藉由我的文章有些許的影響力，試著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傳達給社會大眾，讓這些每天在社會課櫃檯掙扎的邊緣角色，遭受不利處境的人們，有機會獲得更多的關心和力量。

「去找份工作，好手好腳不要問這些。」
有天在社會課櫃檯上班，瞥見隔壁的急難救助櫃檯，來了一位年輕男生，在櫃檯前面晃來晃去，似乎想問什麼，又不敢問。後來，他終於鼓起勇氣，問急難救助的承辦人小玫：「妳好，我想要問一些問題，可以嗎？」
「好啊，什麼問題呢？」小玫抬起眼，淡淡地表示接受他的詢問。
「我想知道，如果一個人在家死亡，沒有親友幫忙處理的話，會怎麼樣？」
「你……」小玫一時回答不出來，臉色充滿狐疑：「你才幾歲，為什麼問這個？」
「就是問問，」年輕人聳聳肩：「先問起來，有個預備？」
「嗯……我看你還年輕，先不要想這些，趕快去找個工作，好好工作，多存點錢，這比較實在。」小玫板起了臉，用一種老成的態度教訓起年輕人：「好手好腳的不要問這些！」
年輕人沒有得到他要的答案，訕訕地走了。
我後來反思，小玫如果能夠拿掉「年輕人不要想這些」的框架，認真地回覆年輕人：「如果一個人在家死亡，沒有親友處理的話，會怎麼樣……」年輕人可能會因為聽到的答案太不確定，令人難以想像，而更願意與社會連結呢？可是，身為所謂的「基層官僚」，我們沒有受過任何教育訓練，告訴我們這個問題的答案。又怎麼能期待小玫能夠給出一個除了「年輕人不要想這些」以外的答案？
為了尋找這個答案，我花了三年的時間，投身在有關獨居老人遺體處理及遺產點交的研究裡。調到社會課的時候，我剛報考並錄取了社會科學領域的夜碩班，正處於尋找論文題目的階段。
在指導教授的引導下，從原先對獨居老人遺產點交這項業務的害怕和抗拒，找到深層的問題意識，再往下延伸。經過感覺如一輩子那麼長的撞牆期，期間嚴重懷疑自己的能力，也懷疑選了這個大家都說很好，但沒人做過的題目，是不是太好高騖遠了？直到我開始讀了一些社會學的書，從零開始建立社會科學的基礎，帶著訪綱問了十七位受訪者，在邊做邊學的情況下，才把我想問的問題慢慢理清楚。
應該有許多人和我前面提到的年輕人一樣，對於「一個人在家死亡，沒有親友幫忙處理的話，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滿懷疑問，卻苦於沒人能問。這本書由論文而生，但拿掉了論文中比較艱澀難懂的部分，希望用更顯淺的方式，讓更多抱持相同疑問的人，可以獲得比較明確的答案。
答案或許令人更加不安，至少是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