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亞揚佛：大谷光瑞與西本願寺的海外事業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足跡遍佈亞洲廣大區域的大谷光瑞（1876-1948）這樣一位日本人的活動，其在亞洲各地以及近代亞洲史之中是處於怎樣的地位？本書以《興亞揚佛：大谷光瑞與西本願寺的海外事業》為題，嘗試去解明大谷光瑞在中國以及亞洲各地的影響與事蹟。
大谷光瑞是本願寺•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第22代法主。繼承了宗主•親鸞的法燈和血統於一身，可以說是旁人無法替代的稀有存在。他了無遺憾地活用了他所擁有的宗教權威，從明治後半期到大正初期，不僅站在了巨大真宗教團的高點，同時在亞洲各地區開展廣泛的活動。

柴田幹夫

1955年生於大阪府，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准教授。以近代日中交流史、佛教史學為主要研究。
編有《大谷光瑞とアジア──知られざるアジア主義者の軌跡》（勉誠出版）、《大谷光瑞──「国家の前途」を考える》（勉誠出版）等書，著有《大谷光瑞の研究──アジア広域における諸活動》（勉誠出版）等書。

推薦序
與日本新潟大學的柴田幹夫教授教授的因緣，肇始於「高雄市歷史建築逍遙園」的研究，逍遙園是1940年由日本人大谷光瑞在高雄大港埔（今高雄市新興區）一手擘劃的都市農園中，建造的一座核心建築，也是懷抱雄心大略的大谷光瑞，在臺灣建設熱帶農業的理想的投射行動。大谷光瑞延續他在印尼爪哇島的農園經驗，在更有潛力的臺灣島上，建立一座結合生產與教育的農業教育基地。從2008年開始的調查研究及論文指導的過程中，逍遙園由單純的一個失落空間，轉變為一個歷史的深淵，一個建築的啞謎，一個都市的巧結。逍遙園的空間格局、建築語彙、結構系統、材料工法，都是當代的傑作，更是同時期臺灣日遺建築中的異數！就在我們感覺到受限於更多歷史文獻與佐證資料之際，我們幸運的結識了柴田教授與多位致力於大谷光瑞研究的學者與專業人士，原來多年來在日本，也有一群人默默的耕耘，努力的建構以大谷光瑞為主軸的學術主軸！
柴田教授的資料與成果，讓我們在高雄的逍遙園歷史建築研究，也開始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在其後的幾年內，不論是在歷史文獻、人物訪查，甚至研究團隊遠赴京都大阪的踏查，柴田教授都熱情積極的給予了莫大的協助，也開展了我們對大谷光瑞的視野，也讓我們意識到逍遙園的身世與價值，除了建築以外，還涵蓋了宗教、近代歷史、國際政治與產業發展等多元的向度，絕對不是單一的領域專長可以全面定義的！我們在2014年逍遙園建築研究的階段成果中，也歸納了以下的文化資產價值論點：
1、大谷光瑞為二十世紀前期重要的國際級歷史人物
（1）大谷光瑞於1903~1914年間任淨土真宗西本願寺第22世法主（法號鏡如上人），1898年與九条道孝公爵女兒籌子結婚，兩年後籌子之妹與大正天皇成親，大谷與天皇成為襟兄弟，被賜封為伯爵，成為華族。
（2）大谷光瑞23歲時即具有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身份，與Sven Anders Hedin等同為20世紀初重要之考古探險家。大谷光瑞於1901~1914年間組成大谷探險隊，不落歐美考古學人士之後，在中國新疆地區進行考古探險，並獲致重要成果，包含許多涵蓋古代絲綢之路遺存的珍品。也因此集結了學術界著稱的「大谷文書」與大批的收藏品。
（3）大谷光瑞於1913年會見孫中山，在其推薦下出任中華民國政府顧問。
（4）大谷光瑞曾在1935年受邀組閣但予以婉拒，在1940~1941年間出任三屆日本近衛文麿內閣和小磯內閣之參議顧問，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亦出任日本政府的「大東亞建設」審議會委員。
2、真宗西本願寺教派扮演了臺灣日本佛教佈教史之關鍵角色
（1）日治初期，淨土真宗本願寺在臺灣傳教就有明顯的進展，包括明治30年（1897）在鹿港龍山寺建立敬愛學校，同時在臺北市、臺中市成立龍谷學校，在臺南成立開導學校。明治33年（1900）在臺北市新起町建臺北別院，作為西本願寺在臺灣的總部。明治37年（1904）申請將鹿港龍山寺改為西本願寺分院明治41年（1909）取得彰化廳的布教所許可，明治42年（1910）在新竹州新竹市南門町四之二五番地建立了竹壽寺，大正元年（1912）向新竹廳買下苗栗一堡苗栗街官有地籌建苗栗寺；1913年買下臺北廳基隆堡基隆街官有地，1914年在臺北廳大加蚋堡古亭街建立了覺寺；在澎湖廳媽宮街建光玄寺。
（2）日治時期，日本共有八宗十四派的日本佛教支派來臺傳教，據1941年統計，全臺灣人口共500多萬，而參與日本佛教的信仰人口就達到8萬人之眾。其中以真宗本願寺派、曹洞宗、日蓮宗、淨土宗等派為主。真宗本願寺教派發展最佳，在臺北建置了規制完整之本願寺別院建築與設施，在其他重要城市也建立了多處佈教所，可見當時之盛況。
3、大谷光瑞為日治時期在臺推動重要農業及產業政策之人士
（1）1935年2月，大谷光瑞受邀於臺灣總督府總督府拓務大臣兒玉秀雄，進行全臺灣的踏勘調查。在殖產局長中瀨拙夫陪同視察參觀了嘉義營林所製材工場、臺南的糖業農事試驗所、高雄州市水產試驗場、旗山郡甲仙海軍油田及新高郡魚池庄貓蘭製茶所等地，離臺臨行前以〈臺灣の經濟價值〉為題發表演講。
（2）1935年10月19日召開熱帶產業調查會成立大會，制定臺灣產業的南進政策，大谷光瑞以南洋實業家內定委員與會，隨後亦列名於「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委員會之委員名單中，該會目的在於協助資本家以臺灣為基地，擴大臺灣本島對外貿易的南進政策，對臺灣的殖民事業具有指標性的歷史意義。大谷光瑞同時也於熱帶產業調查會上同步發表「臺灣島的現在」一書，為1930年代對臺灣地理、民情與產業等多面向之綜合觀察記錄。
（3）1935年，大谷光瑞在總督府谷村技師陪同下，視察新高郡之魚池庄的阿薩姆紅茶品種育成狀況，於品嘗後大為讚賞，認為在印度禁止輸出紅茶後，魚池庄的紅茶將可彌補英國市場之空缺，十分具有發展潛力。大谷先生在南洋方面之事業代理人廣瀨先生同時也開始協助進行預定的專業柑橘種植與紅茶試種計畫，是臺灣本島初次創始的山地開發新事業。
4、逍遙園與日本重要建築文化財的脈絡關聯性緊密
（1）西本願寺的建築藝術，反映了日本桃山時代絢爛豪華的文化風格，寺內的御影堂、阿彌陀堂、唐門、書院與能舞臺等皆為日本國寶級的建築物，尤其北能舞臺更是日本最古老的能劇舞臺。寺內的建築飛雲閣與金閣寺的金閣、銀閣寺的銀閣並稱為京都的三大名閣，西本願寺全區亦均已名列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2）與豐臣秀吉淵源深厚的飛雲閣為聯合國世界遺產，也是西本願寺的重要宗產，大谷光瑞幼年居住於飛雲閣之經歷與生活印象，表現在於晚年建造的逍遙園設計元素之中，其脈絡清晰可辨。
（3）大谷光瑞的父親大谷光尊（法號名如上人）在京都伏見建造的三夜莊為一歷史名園，根據文獻記載，逍遙園部分的建材由三夜莊移築而來。
5、逍遙園的建築獨特性與價值
（1）逍遙園為一座綜合教育、修行與農業推廣為宗旨，融合了多元面向與宗教藝術的文化住宅，大谷光瑞以逍遙園及農園作為實現西本願寺教派一貫的英才教育理念之場域，亦為大谷光瑞海外眾多新建別邸僅存之唯一案例。
（2）逍遙園包含日式傳統居室空間之建築與現代和洋折衷型態之公共空間建築，為罕見與極特殊之案例，其結合接待、研習、佛堂與居所之多樣機能也表現在其特殊的外在風貌。
（3）逍遙園建築中木料上「臺灣總督府營林所」與「三井物產」等文字提供了日治時期政商圖譜的具體線索，其餘如當時先進之鋼構造屋架、細膩的營建手法與材料運用等，都說明了建築背後主人的格局與當代的建築工藝，值得保存與持續研究。
（4）透過訪談京都ニカク工務店之負責人二角龍藏先生，敘述其父親二角幸治郎來臺襄助大谷光瑞之過程，亦能說明當時日本匠師與臺灣營造工班相互搭配之特殊營造體制。
6、逍遙園為大港埔（今新興區）都市化的首要建設之一，亦見證了該地區之變遷發展
（1）本研究取得大谷光瑞門徒岩佐博男先生敘述來臺居住逍遙園之學習與生活過程之訪談一手資料，除對大谷光瑞其人有正面之描述外，對當時居住之逍遙園的空間記憶與高雄市的描述，有第一手的資料。
（2）逍遙園與高雄車站先後於1940年竣工及1941年完工啟用，高雄市的都市發展重心漸由原來之哈瑪星與鹽埕區移轉至新興前金地區，大谷光瑞進駐高雄市的新聞也喧騰一時，同時結合並帶動了高雄市的土地發展願景。
（3）1945年戰後該地區除原有日本陸軍病院延續為臺灣區第六軍醫院高雄陸軍病院外，逍遙園亦漸漸隱身於周邊的眷村「行仁新村」，六十餘年來累積了都市中一股特殊的族群文化，圍繞在逍遙園周邊盡是神秘傳說與大隱於市的人文色彩。
柴田教授的大作「大谷光瑞的研究」不只是一本描述大谷光瑞這一位特定歷史人物的行跡與歷史，更是一部跨越不同學術領域的著作，串連日本、臺灣與中國的近代歷史，中文版更有助於更多不同領域的人士，對於二十世紀初期以降的近代人文歷史、宗教與政治，提供了不同視野的觀察與探究角度，是不可多得的鉅著！恭喜也感謝柴田教授的付出。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教授　陳啟仁

目　次
中文版自序
推薦序　陳啟仁
推薦序　闞正宗
推薦序　黃朝煌
緒　論　大谷光瑞之研究
第一部　大谷光瑞與亞洲
第一章　大谷光瑞與俄羅斯──以海參崴本願寺為中心
第二章　大谷光瑞與滿洲
第三章　大谷光瑞與上海
第四章　大谷光瑞與漢口
第五章　大谷光瑞與臺灣──以「逍遙園」為中心
第六章　大谷光瑞與新加坡本願寺
第二部　大谷光瑞的中國認識
第一章　辛亥革命與大谷光瑞
第二章　大谷光瑞和《支那論》的系譜
第三部　大谷光瑞與周邊人物
第一章　水野梅曉與日滿協會
第二章　《萬里獨行紀》與中島裁之
終　章
附　錄
大谷光瑞年譜
史料與參考文獻
後記

緒　論
大谷光瑞之研究
序章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足跡遍佈亞洲廣大區域的大谷光瑞（1876-1948）這樣一位日本人的活動，其在亞洲各地以及近代亞洲史之中是處於怎樣的地位？本書以《興亞揚佛：大谷光瑞與西本願寺的海外事業》為題，嘗試去解明大谷光瑞在亞洲各地，其中就中國他的認識又是如何？
大谷光瑞是本願寺•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第22代法主。繼承了宗主•親鸞的法燈和血統於一身，可以說是旁人無法替代的稀有存在。他了無遺憾地活用了他所擁有的宗教權威，從明治後半期到大正初期，不僅站在了巨大真宗教團的高點，同時在亞洲各地區開展廣泛的活動。1914（大正3）年，他因本願寺龐大的負債背景導致的貪污事件而引咎辭去了法主之職，但不可思議的是，他的社會地位卻沒有因此喪失。大谷光瑞在其前本願寺法主的背景下，反而自由地在亞洲各地開展活動。
就像屢屢被強調那樣，大谷光瑞被賦予的特色，或許就是所謂的探尋佛教傳入之跡的「大谷探險隊」（近年新的稱法為：亞洲廣域調查活動）。但是，縱觀大谷光瑞長期開展的各種活動，此探險事業不過為其中的一部而已。因之，在探求大谷光瑞總體形象之時，或許應該與大谷探險隊一起放在他總體活動的比重中來考察。海外開教，尤其是作為清朝開教先驅者的形象，或在辭去法主之職之後，作為一名實業家的形象也有必要一併進行探求。他曾在亞洲各地親自從事絲綢的生產、橡膠園、咖啡園等事業。姑且不論海外開教，就像以營利為目的海外經濟活動那樣，這些都被認為是作為一名宗教者不該有的行為。而上述這些形象至今未被納入研究焦點的原因，或許正在於此吧。借用大谷光瑞的話來說，這些活動包括海外開教，都是在思考「國家之前途」的行為。這是與主導大谷探險隊的大谷光瑞同屬一人的自我認識之根基。
眾所周知，大谷光瑞一直以亞洲佛教徒的領導者自居，其對「國家之前途」抱有很強意識的同時，對本願寺在國家與社會之關係應當發揮的作用也有著深思熟慮。雖然大家只強調他主導的「亞洲廣大區域調查活動」即「大谷光瑞探險隊」，但他的活動不應該僅僅被限定於此，大谷光瑞作為本願寺海外開教先驅者的這個側面，以及近代中日交流史中，其與孫文的之間交流等等是不能忽視的。
向來，「大谷探險隊」都被認為是由歐洲各國的中央調查觸發而進行的大谷光瑞個人的特殊探險活動。但是效法明治新政府推動近代化的本願寺的近代化，將「大谷探險隊」看做成日本近代史的問題來研究是幾乎沒有的。同樣，本願寺教團在亞洲地域所開展的一系列活動，也被視為一個巨大的教團的特殊宗教活動，幾乎沒有對其進行體系性以及歷史性的掌握。
最近數年，關於大谷光瑞和大谷探險隊的研究極為活躍。在其去世50年後，由學會誌《東洋史苑》（龍谷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編集了大谷光瑞師五十回忌紀念號，刊載了14篇有關光瑞和其探險隊的論考，引起的學界的矚目，眾所周知。同年，以本願寺為首，在與光瑞有聯繫的場所相繼盛大地舉行了第五十回忌法會和演講會等活動。
受益於第五十回忌的活動，筆者持續對大谷光瑞的研究工作進入了新的階段。即放棄以前「大谷探險隊」一邊倒的研究傾向，研究大谷光瑞在整個亞洲、亦或者在日本國內之中的定位。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作為歷史性存在的大谷光瑞研究已展開。
在明治時代，大谷光瑞嘗親自去證明東方學術的優越地位，在沒有獲得國家援助的情況下，僅憑本願寺自身的力量而開展了中亞探險，這必然是值得稱讚的。但是若是想要掌握光瑞的整體形象，僅僅把光瑞限縮在探險這個活動的話，或許只是管中窺豹而已。時刻都在思考著「國家之前途」的大谷光瑞，與孫文為首的革命黨也有交流，同時也參與制定在上海的都市改造計劃，陳述對於中國的時局強硬的意見等等。因此，我們必須要重新審視在與中國關係中的光瑞的整體形象。大谷光瑞不單單只是宗教家、探險家，時而還發揮著政治家般的作用，同時通曉漢文，善於陶瓷器鑑定、擅長書法，並且是位美食家。若是以一人之力去解密多樣的光瑞，確實困難重重。因此，筆者深感必須組織一支有古代史、近代史或者美術史方面專家共同研究。
關於大谷光瑞研究的現狀，過去以研究大谷探險隊關係為中心的自不待言，這數年以筆者為主，展開了對大谷光瑞個人的研究。先驅研究就是高野靜子的《蘇峰與他的時代》（中央公論社，1989年）。高野透過與光瑞有著親交的德富蘇峰（1863-1957）所遺留下來的240封書簡為資料，描述了蘇峰和光瑞之間的關係。尤其在光瑞辭去了本願寺法主之後，蘇峰一直支持著孤獨的光瑞。
再者，一直致力於研究大谷探險隊的隊員，並完美描繪出光瑞像的是白須淨真先生。《被遺忘的明治探險家――渡邊哲信》（中央公論社，1992年），以收錄在大谷探險隊記錄集《新西域記》中的渡邊哲信的《西域旅行日記》為中心，描繪了哲信率領的中亞探險以及他身邊的人物。尤其是對大谷光瑞和哲信出生時明治期本願寺的教育系統，以及關於本願寺輩出的優秀人才的描寫方面，筆者都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由白須先生提出，隨著本願寺的近代化，大谷探險隊也成為了日本近代史領域方面需要重新審視的一個歷史課題。隨後白須先生又在《季刊せいてん》（淨土真宗教學研究所，1996年）雜誌上，以《大谷探險隊與明治時代》為題展開對談。對談所提及的問題不是探險隊，而是對於明治時期的大谷光瑞或者本願寺，如今的重新審視。其後不久，白須先生完成了《大谷探險隊以及那個時代》（勉誠出版，2002年）一書。
此後，描寫同樣是參加第一次探險隊的本多惠隆的生涯的書有《大谷探險隊與本多惠隆》（平凡社，1994年），此書介紹了許多惠隆遺留在所駐錫的德正寺中關於探險隊的相關資料以及照片。
再則，由西澤教夫執筆的《上海へ渡った女たち》（新人物往來社，1996年）正式發行。其中介紹了被選為上海小姐，同時也是大谷光瑞秘書的井上武子，其父親就是大谷探險隊隊員之一井上弘圓。學術以外的一般書籍，也開始提供關於大谷光瑞的話題。
之後，筆者開始了關於大谷光瑞的研究。筆者最初的專門領域是中國近代史，受到中國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的李吉奎教授，以及筆者的恩師之一也就是上海師範大學馬洪林教授的啟示，調查大谷光瑞和孫文之間究何關係。於是筆者查閱《鏡如上人年譜》（鏡如是光瑞的法名）之後，發現有數處記載了其和孫文之間交流的事情。
筆者認為，大谷光瑞的目標是以亞洲為中心建立一個大的聯絡網。這個聯絡網，不僅僅限於中國更可以擴大到亞洲全域，當然佛教在其中也起到了樞紐作用。因此，大谷光瑞才積極地推進佛教的海外開教。可是，對華二十一條的要求和五•四運動的高揚，在中國受到軍閥割據及反日運動的激化。在這種狀況下，想要開展新的布教活動並不容易。於是大谷光瑞所關心的，正如小出亨一所指出的，變成了國內外的產業開發構想（小出亨一《大谷光瑞的教育思想與大谷學生》《東洋史苑》50‧51號）以及「大日本帝國的顧問」，大谷光瑞在摸索著自己新的方向。具體來說，就是以臺灣南洋為中心的「橡膠園」、「咖啡園」、「香料農園」等「熱帶農場」以及「大谷光瑞興亞計劃」，還有「歐亞聯絡鐵道計劃」等。大谷光瑞所關心的領域，以北到俄羅斯極東地區、樺太（庫頁島），南到以新加坡為中心的南洋地區、西邊的觸角一直延伸到土耳其。誠然，其中心當然是中國，所以筆者的研究領域也是從俄羅斯一直覆蓋中國、新加坡等地。本論文之所以力陳亞洲廣大區域這個詞彙的理由也是在於此。
與孫文和中國革命軍保持著親近感，而且還不遺餘力的協助在亞洲各地興起的革命運動的光瑞，以及對外方面採取非常強硬的路線的光瑞，這樣一位人物該如何去剖析，或許將會是今後的重大課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