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網路書店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 / 政治、法律 / 中國政治 / 政治制度、國家機構

"漢代最重要的文體是賦，唐代最重要的文體是詩。從賦中心到詩中心，處在漢唐之間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史演進經歷了怎樣的演變和轉折？本書立足于文學內部，從文體的角度來審視這一問題。全書以詩賦二體文學為中心，以“文體秩序”（即詩賦間之關係與地位）與“文體生命”（即詩、賦在不同時期的發展狀態）為視角，全面梳理魏晉南北朝詩賦的相關問題，從宏觀（通貫漢唐間的詩賦作者和數量、題材、手法、體式、功能等）、中層（六朝正史、文論中的詩賦）和具體（專論四位南北朝最重要的文學家）三層面，全景而多維地對漢唐間詩賦興替作出概括與深描。由此對六朝詩賦在創作和觀念層面的嬗變作到位的勾勒，進而再述六朝文學的演進。"

祠堂、族譜、祖塋、族學等控制載體在明清雲南漢族移民宗族實施族內控制時發揮了重要作用。控制手段的多樣化是明清雲南漢族移民宗族穩定內部秩序、維護自身利益的重要保證。控制領域和控制內容的廣泛性是明清雲南漢族移民宗族內部社會控制的重要特徵。本書以明清雲南漢族移民宗族與鄉村社會控製為研究物件，既有助於揭示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基層社會、鄉村社會的運作實態，也有助於進一步認識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社會特徵及其運行規律。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提供寶貴的歷史借鑒。

古代中國很早就形成了以父系血統為唯一合法傳承路徑的宗法制社會結構，並在父權制基礎上發展出以宗族關係與皇權承續嬗變為中軸的專制社會治理系統。但由於生物遺傳、蓬勃多元的社會因素等局限，當局者又逐漸摸索出一套符合儒家倫理的輔助調整工具，即以繼嗣養子為核心的擬親制度，包括顯性形式如異姓收養、以庶為嫡、同宗繼嗣，乃至贅婿、招夫、改嫁、兄弟結拜等伴生丐養關係，以及隱性變體如天子之道、蓄士養客、宗族部曲、師生門人、主官辟召、賜姓贈名等種種形式，成為血親系統“盜譜者”，並在不同程度上促進著社會能量交換與資源整合。

此次準備影印的共包括十部清代八旗滿文家譜(含滿漢合璧本)，均為國家圖書館所藏，分為三冊，以影印形式印刷。其中第一冊為《他塔喇氏族譜》第1、2、3、4卷；第二冊為《他塔喇氏族譜》第5、6、7、8卷以及《阿什達爾漢家譜》《輝和氏圖籍源流考》《珠爾格特氏族譜》；第三冊為《鑲黃正黃鑲白三旗蘇完瓜爾佳氏家譜》《八旗赫舍裡姓氏總輯志》《多羅恪恭郡王裔譜》《滿洲旗人族譜》《葉赫納喇氏納丹珠世管佐領家譜》《汪秦地方西林覺羅氏西楞格世襲佐領家譜》。

《美術、神話與祭祀》是張先生三十年學術生涯集大成之作，在本書中，張先生利用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和神話學的各種材料，對中國文明起源和它早期的特徵做了推測(夏商周時期)，即中國文明的起源關鍵在於政治權威的興起與發展，而不是技術突破。政治權力的取得，則主要依靠道德權威、知識及其他稀有資源的壟斷、對跟人神溝通手段對壟斷得以實現。

清代的內務府是中國歷史上特殊的政治機構，成員主要由皇帝直領的上三旗包衣。由於上三旗包衣的身分是皇帝的家奴，出身低微，並基於必須為家主當差的義務，宦途也大多從內務府起步。但在清代的官僚體系中，內務府的人事銓選不歸兵部、吏部負責，不僅獨立於外朝部院體系，本身還帶有濃厚的封閉性。加上清初內務府的升遷考課制度尚未健全成熟，因此大多數的包衣一輩子事功無著，長久在基層當差。在這個情況下，盛清時期能夠活躍於政壇上的包衣，大多是與皇帝關係親密，才有被特別拔擢的機會。質言之，清初包衣個人與家族的榮顯，皇權君寵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本書分上下兩編。上邊“體制”共四章，考察十八、九世紀皇帝任用內務府官員的模式，分析內務府人事制度的變遷，下編“變革”則分析了十九世紀清代君王依賴制度任用包衣的原因，考察內務府包衣追求仕途進身的個人主體性等問題。

本書研究了起自清雍正三年（1725）滿洲、蒙古八旗人駐寧夏滿城，訖於民國五年( 1916)寧夏滿城“化旗為民”近兩百年間，寧夏駐防八旗的源流、居住空間、社會生活、滿營吏治、軍事力量等五方面內容，深人展現清代以來寧夏駐防八旗社會的組織與生活變遷，深刻揭示近代以來寧夏區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外動因及其深刻影響。

本書是朱永嘉先生繼《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之後又一部明史研究專著。 本書從明代後期財政問題及社會演變講起，敘述明朝滅亡與清朝建立的經過，以及清初鞏固統治、加強對邊疆地區控制的具體情況，重點在於總結明亡清興的歷史經驗教訓。從明朝的萬曆到清朝的康熙，恰恰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王朝興衰週期律的一個典型案例，這也是本書命名之由來。作者藉此提出探索並走出一條跳出週期率的新路的見解。 朱永嘉先生曾歷經宦海沉浮，此書反思過往，聯繫當前，其中關於明末黨爭與明清易代之際政治鬥爭的觀點尤其值得關注。

契丹王朝先後建立了東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個京城。遼朝前期採取“分國而治”的策略，以東丹國控馭渤海故壤，以大遼國統治燕雲漢地。此後，“分國而治”逐漸轉化為“分區而治”，東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漢制，上京、中京則是漢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諸多跡象表明，遼朝並不存在“京道”一級的高層政區，而是在中後期逐漸形成了財賦路和軍事路並行的複式政區。遼朝後期，行國性質的政治中心在捺缽，城國性質的政治中心在中京。

政治制度往往是歷史運行和書寫的框架，而行政責任追究制度又是其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宋代集權政治和制約體制的加強，行政責任追究制度相應地發展和變化，如追究方式由限制人身、黜降官爵、處罰薪俸等構成，形成一個層次較為分明、相互關聯補充的體系。至於具體內容，更是豐富充實，體系性也強，在官吏選任、農桑水利、財政稅收、財物管理以及軍事、教育、宗教、外交等方面都有一系列規定，並且有所實施，成為我國政治史上頗有特色的內容。在官吏選任中，科舉和舉官的責任追究制度具有基礎性的意義，反映宋代官僚制度及文官制度的發展，這是由官本位的社會決定的。而農桑水利、財政稅收、財物管理以及軍事、教育、宗教、外交等行政責任追究制度，又有專門的功能和作用，其中農桑水利、財政稅收、財物管理等責任追究制度，保障行政乃至政權的運行，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宋代格外重視。這種行政責任追究制度，主要是為專制集權服務的，又受限於政治環境、官僚體制、法治狀況以及制度本身，其作用多有不如人意之處，也是必然的。但是，宋代重視行政責任追究，建構追究制度，制約行政權力，又值得我們反思和研究，為現代行政責任追究制度的完善和發展，提供歷史借鑒。

學界首次全面校補《新唐書‧宗室世系表》(“千鐘粟”文庫)《唐代宗室研究》分為上、下兩個部分，對唐代宗室相關問題嘗試加以研究。上部第一章對唐代宗室管理制度中繞不過去的十王宅制度進行全面梳理。第二章對從未全面彙整過的追諡太子制度進行研究。下部則以《新唐書‧宗室世系表》為基礎，指出《宗室世系表》的史學傳承價值，以及修撰的不足之處，除了訂正世系表所載之錯訛，更補充了大量世系表所漏載之宗室成員，此外還探討了唐代九廟秩序體系對《宗室世系表》成型的影響，解釋了李唐宗室概念的泛化和造成宗室與郡望脫節的原因。

本書將先秦時代的不同君權形態總結為四種——長君、邦君、王君、帝君，嚴密結合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分四章詳述在秦始皇創制帝制前，對應“君主”這一古代中國政治情境中最為重要的角色，這四種君權形態在不同歷史階段，呈現出怎樣的歷史風貌以及體現出何種思想。本書不僅描述君權形態的沿革演變進程，而且展示了其時代特性，探究包含生產技術變革為例，有哪些因素在推動或制約君主權力和思想的發展，其系統研究對於學界和一般歷史愛好者了解先秦時代的君主、君權，是很有價值的研究材料。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秦漢魏晉制度的結集，八篇文章以出土簡牘、文書為中心，結合文獻資料，著重探討戶籍與法律制度的變遷。本書注重史實層面的考證，盡力挖掘史實背後蘊含的重要歷史信息，以期為進一步思考和認識秦漢魏晉南北朝相關問題提供參考價值

本書以交遊空間和人際網絡為線索，通過對宋代士大夫的活動空間和相互交遊的分析，為宋代政治史、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和可能。書中大體收錄了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著名史學家平田茂樹自《宋代政治結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宋代政治構造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2年版）兩書出版之後公開發表的論文，著眼于對宋代的政治網絡進行解析，包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視野――以科舉社會的“人際網絡”為線索》等。

兩宋遷渡之際，北來的難民同來自金元的軍事壓力都讓南宋朝廷喘不過氣來，本書通過對當時的兩部重要文獻《名公書判清明集》和《袁氏世範》，來剖析了這個偏安江南的朝廷上下如何在此險境中利用南方的富饒、人民的忠實勤奮以及官員的守成心態獲取穩固政權的資源，從而開闢了延續多年的中興盛世。書中從司法判案、政制革新、人事任命等角度對地方官員的紮根南方的心態進行了剖析，為讀者提供了罕見的政治心態史的範本，是不可多得的功底扎實、可讀性又強的漢學研究經典。

本書就清代內務府在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曾發生的故事，以通俗筆調加以展開，展示一個人人熟悉，卻又充滿神秘色彩的機構。 內務府在清代，職能重要，它是皇帝的御用機構，為皇帝服務，從皇帝的吃穿住行到私人小金庫，都由內務府掌管。 內務府權勢之大，只有皇帝信任的大臣才能執掌內務府。內務府機構龐大，涉及到江南織造局、敬事房(太監)、盛京內務府、禦茶膳房等諸多機構，又通過各種途徑，獲取錢財。在內務府的歷史上，演繹了諸多精彩故事。

當前，中國邊疆研究吸引了來自歷史學、政治學、民族學、宗教學、社會學、軍事學及國際關係諸多學科學者的關注，而新世紀以來邊疆問題日益凸顯和“一帶一路”倡議得到國際社會普遍重視也吸引著更多國人聚焦邊疆，儘管有些大學開始培養碩博研究生，但“中國邊疆學”依然沒有出現在我國社會科學學科名錄之中，有關中國邊疆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更是任重道遠。 為了積極推動“三大體系”建設，為我國邊疆地區的穩定和發展服務，同時也為了紀念《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創刊三十周年、中國邊疆研究所即將迎來四十年所慶，我們從《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已經刊出的文章中輯錄了歷代治邊思想、歷代治邊政策、歷代藩屬和朝貢、歷代邊疆管理機構等專題文集，希望在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推動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邊疆學學科建設早日完成。

全書分析了在一個嚴密完善的政治中，面對時代的精神問題，兩宋之際試圖建立一套適應於政治治理的官方學術，並借以彰為中心的權力體系和符合三代理想的文化秩序。而不同的文人士大夫群體，不管是晚期新學士人，還是理學門人、蜀學文人，以及高道禪僧，都更為強調道德自覺的力量，認為無論還是士人社會成員，都應該而且可以通過不同的修養工夫，體悟、發明根植於內在本心的道德責任意識，並將此視為有效政治治理的普遍前提。作者通過這種討論，考察了晚期傳統中國政治史、學術史的發生，更重要的是為重新理解古代中國國家治理和學術文化的發展智能，提供理論和方法借鑒。

本書以清代雲貴地區作為研究的特定時段和區域，以清代國家災荒賑濟的社會治理及其效應為研究對象，對西南邊疆地區災荒期間社會治理的國家應急響應能力進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認識清代雲貴地區災荒賑濟的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各個面向。同時，基於清代雲貴地區災荒賑濟的歷史維度和現實維度，深入分析清代國家的西南邊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譜系，對清代國家的西南邊疆治理體系以及雲貴地區的底層認同和國家認同進行探討，藉此系統闡釋清代災荒賑濟在西南邊疆地區社會治理過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層機理，藉此闡釋清代雲貴地區災荒賑濟對固本安邊的積極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