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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擁有替一個族群發聲的權力？什麼是一個文化的「本真性」？「文化」差異不僅是本質的問題，更關乎權力與修辭。1977年秋天，美國波士頓聯邦法庭，一群住在梅斯皮「鱈魚角的印地安城鎮」的萬帕諾格（Wampanoag）印地安人後裔，為了拾回祖先失去的土地，被要求在法庭上證明他們的族群身分。這群在現代被標記為麻州公民的美國原住民，被要求證明他們的部落自17世紀起便已存在，並持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然而，這群印地安人的生活早已與普利茅斯港上岸的英國清教徒、麻州說著當地方言的居民，甚至其他美國原住民混合，產生極大的改變。20世紀這群站在法庭上的原住民，是否仍是17世紀同樣的印地安人？或者我們該問的是，當涉及權利／力時，究竟該如何表達、或是突顯所謂的族群特徵？法庭上，除了印地安人和共同生活的白人，歷史學家、人類學家以及社會學家，也以專家學者的身分出庭作證。「部落」、「文化」、「身分」、「同化」、「族群」、「政治」以及「社群」等概念都同時被擺上法庭接受審理。++++1930年代，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贊助的「非洲研究」，在當時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系系主任馬凌諾斯基的主導下，建制了這門學科自身知識體系的實踐方式。自此之後，所有人類學研究者都被要求經過「田野工作」這種儀式般洗禮方能獲得專業上的肯認：人類學家抱持文化相對主義立場「置身田野現場」，從而獲得話語的職權，獲得「在地者觀點」的發言人身分，闡述一個深信未受其他文明汙染的部落本眞性以及後續的「拯救」任務。然而，這種研究方式也同時反映了這門學科始終存在的憂慮：面對科學有效性指標的擔憂，以及殖民主義在倫理道德上的芥蒂。1980年代，美國詮釋人類學將單向的「在地者觀點」推展至在地者與人類學家雙向共塑的「地方知識」，使得這種「追求本眞性」的科學式命題獲得解脫。民族誌書寫不再是單純的記錄謄寫，而成為一項「編寫」（fiction）的文本。「民族誌眞實」僅是部分的眞實，同時彰顯了權力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持續給出的矛盾。什麼才是一個族群或是文化足以識別的「本真性」？（誰又擁有權威對此發言？）在這個既強調多元差異又移居混同的時代，「我們」和「他們」的界線為何？文化工作者憂心所謂「傳統」消失，但什麼是「傳統」呢？人類學者試圖從「在地」推向普世，是可能的嗎？這些討論都涉及文化的詮釋模式、群體的共識、距離的形態，以及歷史發展的不同故事。顯而易見，這不僅是文化議題，而是

是誰決定一個社群要在哪裡、何時，劃出一條區分你我的界線？我們是否能將「移動」視為文化的構成要素，將族群視為一種互動而開放的「形成過程」？人類座落（location）除了是由靜止所構成，也是由移轉（displacement）所構成。旅行（travels）與接觸（contacts）才是未竟的現代性研究中的關鍵。在這些來來去去的移動中，我們可以發現哪些生存與互動技巧？有哪些資源可供一個多樣性的未來所使用？人人都在移動，幾世紀以來皆是如此。探險、朝聖、移工或移民、觀光，以及旅行；人類移動並遭逢是一個存在已久且複雜的過程。所謂的「文化」與「邊界」並非先於接觸而存在，是透過接觸才得以維持。聚焦必然會有所排除。因此，當人們傾向用「共同生活」的概念，來強調文化中的價值、社會階層與歷史，是否將忽略──甚至壓抑──許多不純粹的、難以或尚未梳理的集體創造與求生過程？所謂的「在地」是從誰的觀點來看？如何在政治上闡明和挑戰重大差異？定義與捍衛一個家園需要的是什麼？是誰得以決定一個社群要在哪裡（以及在何時）劃出一條區分內部者和外部者的界線？我們能否將移動視為文化的構成要素，而不僅僅是文化的轉移或延伸？國家的、族群的界線，究竟是如何被不同的歷史主體所維繫、守衛、破壞與跨越？++++《路徑》延續克里弗德在《文化的困境》中的討論，持續論證其對「文化」概念的主張，「無論如何，在受到族群絕對論撕裂的當代世界，對身分一致性的聲稱是無可避免的。文化看來是禍福參半的事物。我企圖鬆動對文化的常識性看法，聚焦在民族誌再現（ethnographic representation）的過程。我用來撬開文化觀念的槓桿是關於『書寫』（writing）與『拼貼』（collage）的延伸概念，前者被視為互動性、開放性和過程性的，而後者則是要為異質性提供空間，不僅是為美學並置，更是為歷史並置和政治並置提供空間。」本書分為「旅行」、「接觸」與「諸多未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旅行」主要討論民族誌田野工作，克里弗德將田野工作視為一項旅行實踐，突顯了在被歷史地、政治地定義的地點中進行的具身活動（embodied activity）。這種世俗的強調有助於開拓當前的可能性，擴展並複雜化民族誌研究的路徑。第二部分「接觸」談的是博物館──博物館不單純是一種西方機構的延伸，而是一個不同文化願景和不同社群利益的接觸區。那麼，在全球博物館蓬勃發展的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