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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傾向一種敘事風格，通過對媒體上的新聞事件、公共討論等的記錄以及文獻的研究，對“創傷”進行一項人類學的考察。研究首先設定了一個不同於一般認識的假設：即“受害”不僅僅是一個結果和事實，同時還是一個社會心理以及政治建構的過程。這涉及了現代社會道德秩序的再塑過程中，個體與社會、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等不同要素之間的關係。創傷同時還是一套語言體系，是人對非人性事件的一種見證、再描述和抗爭。 本書從兩條線索切入，一條是知識考古，對讓-馬丁•沙可、皮埃爾•讓內以及弗洛伊德等人對於創傷的理論批判，以及美國911之後的“後創傷主義”的演變以及在法國的本土化。一條是把各種實證作為研究和討論對象，包括20世紀60年西方社會的女性主義、精神健康，以及法國圖盧茲2001年化工廠爆炸、巴以衝突、難民等不同的議程中各種行動者的表述，以及精神病科和心理醫生等學科的介入進行研究。並認為創傷和苦難經歷了後創傷主義後，已經使得“受害”已從一個單純的心理創傷，通過這些再構過程，變成了一個政治主觀性（subjectivité politique），並認為受害、苦難應該從一個道德經濟學的視角去考察。

如果說曾經有一段時間，民族志是一種自然現象，那麼現在情形已經改變了。正是在這種已經消失的幻覺當中誕生了這本書的思想。這本書不是惋惜已經逝去的幻覺，不是為一個僅存在於人類學家想像當中的時代感到遺憾，也不是為人類學多次預言的滅亡勾勒它的年代史，而是要從中掌握人類學的認識論、倫理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教育。“田野調查”是以研究人員走進他的研究對象“土著人”生活當中，進行觀察為基礎，這是保證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和掌握基礎知識的慣例。在研究不同社會當中，這自然是一個非常珍貴的優勢。“田野調查”這個詞遠沒有體現出長期以來賦予它在認識論上的透明度、倫理方面的明顯性和以及政治領域保持中立性的品質。希望人們能夠重新認識田野工作所提出的問題，予以關注，從中汲取對人類學地位、對調查關係性質以及社會科學在居民區的態度產生的影響所取得的經驗，這肯定是一件好事。本書以在三個大洲（歐洲，美洲和非洲）的經驗性調查為基礎，深入到各個角落和領域，從威尼斯的街區到新喀裡多尼亞村莊、從精神病診所到道德稽查隊、從機場外國人扣押區到巴黎排外政治會議，本書向研究人員提出了很多的問題：調查者的性別、偏見、情感、承擔的任務等如何影響人們對所研究的社會或者說社會結構的理解？被調查者的期待、需求及所持的觀念如何改變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認知？本書分三部分，彙集了15篇論文。第一部分集中關注田野調查關係和形象塑造對所研究社會認識的影響；第二部分試圖理解田野調查的局限性及其意義；第三部分討論田野調查受其研究對象影響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