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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方政府》是著名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瞿同祖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於學術巔峰時期用英文撰寫的一部經典之作。本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1962年首版，為瞿同祖在世界範圍內贏得了巨大聲譽，至今仍是西方漢學界相關教學和研究中的必讀書。 民間有言“天高皇帝遠”，學術界也有個論題是“皇權不下縣”，作為最小行政單元的清代州縣級地方政府，直接與普通百姓打交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清代地方政府》一書的寫作目的就是描述、分析和詮釋清代州縣級地方政府的結構與運作。 瞿同祖先生通過各種手稿和筆記，同時參考大量的官方資料，以極簡潔的文字，介紹了州縣官和他的四個輔助群體，即書吏、衙役、長隨、幕友的職能、地位、收入、貪贓形式和紀律控制等，強調了清代地方政府實際上是以州縣官為中心的“一人政府”。此外還重點討論了士紳階層在地方行政中的角色。 《清代地方政府》是經典學術著作，但作者瞿同祖寫作時的預期讀者是對傳統中國缺乏了解的英語世界的學子，故其敘述深入淺出，簡明易懂，即便是無學術背景的普通讀者也能閱讀無礙。

本書是繼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一書之後，對清代衙門吏役專門加以研究的所有作品中最*研究方法啟發性的一本專著。“超級教授”黃宗智主編的“實踐社會科學系列”003號圖書。書差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無，一事不能少。然欲如指臂應使， 非嚴以馭之不可。蓋此輩止知為利，不知感恩。官寬則縱慾而行，官嚴則畏威而止。——[清]何耿繩(清代道光年間任直隸大名府知府)朝廷有輕賦之名，州縣有重斂之實，良法美意壞於姦胥蠹役而莫之省憂。——[清]屠仁守長期以來，幾乎所有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學術著作，皆漫畫式地將衙門吏役普遍描述為貪腐成性、一心只為追求自身私利之輩，認為這些“為官之爪牙”的小人物在侵蝕著帝國統治的根基。本書利用清代巴縣檔案中的豐富素材，向我們展示了與上述刻板印像大為不同的另一幅歷史圖景。清代巴縣衙門的書吏和差役們，自己創制出了並奉行著一些非常精細的慣例、規矩與程序，以用來將諸如招募吏役新人、內部晉升和分派承辦各種有利可圖的任務等事項加以規範化和標準化，同時通過對某些吏役濫用權力的極端個案進行內部懲戒的方式，來避免因此招致長官的追究。這些被吏役們稱為“房規”“班規”的慣例、規矩與程序，往往也為巴縣知縣們所實際認可。後者在解決吏役們內部發生的爭端時，常常會對這些慣例、規則與程序加以實際維護。但是，這些事實上發揮著行政法律制度之功用的慣例、規則與程序，卻不被清代的正式法律所承認，其中一些做法甚至歷來被朝廷視為非法的並下令禁止（例如陋規的收取） 。不過即便如此，上述這些慣例、規矩與程序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實際上在彌補著由於缺乏正式規則所造成的空隙。因此，吏役們憑藉自身對於辦理縣衙公務而言的那種不可或缺性以及此類行為的慣例化特點，獲得了一種“非正式的正當性”（informal legitimacy）。本書超越了那些將衙門吏役簡單視為反面人物的刻板印象描述，從而更為全面深刻地理解這些人物在清代縣衙當中所實際扮演的角色，並思考其活動是如何可能影響到清代的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關係。它不僅在瞿同祖等前輩們所做的先行研究之基礎上做出了創新性的學術推進，而且揭示了迥異於馬克斯•韋伯所描畫的現代西方理性化官僚行政的另一種行政行為模式。 書吏和差役，帝國之“爪牙”，基層社會運行和帝國統治不可或缺之人。本書利用清代巴縣檔案中的豐富素材，向我們刻畫了清代巴縣衙門的差役和書吏們生動形象。通過辨析史料提供的豐富

本書是作者在以往北魏政治史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最新的史料及研究論著撰寫的關於北魏政治史的專題性著作。內容包括北魏建立之前的拓跋鮮卑歷史概況、北魏王朝的建立與拓跋鮮卑入主中原、太武帝時期的北魏政治、孝文帝遷都與改革等內容。全書以嚴密的史料分析與史實考證，最大限度地呈現出北魏政治史的真實面貌；對一些未曾為學界關注的問題，亦做了深入探討。其中多數內容皆為作者最新研究成果，所引文獻也為學界提供了準確的第一手資料，因而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出版價值。

本書主要內容有:洪武政治話語與制度、明代內閣政治的演進、明代的宦官制度、明代的禮制、明代官員的諡號、明代對遼東地區的管理、大禮議與晚明君臣關係、晚明的諫諍與政治生態、張居正與後張居正時代、回望「晚明」。書中專題大致依照時間順序編次,前後關聯,又各有其研究旨趣。如「明代內閣政治的演進」一章,與洪武朝政治一脈相承,又涉及內閣制度在明初以降的變遷軌跡。書中一些章節包含「研究視角舉例」等內容,皆為筆者平日撰文與教學心得。

本書是一部社科類歷史讀物。我國帝制時期，父死子替、兄終弟及是較普遍的皇位更迭方式。這種方式下，皇位繼承只會發生在上代皇帝去世之後。但在南宋前期，皇位的傳承卻連續以“內禪”的形式出現。南宋前四帝，繼位時上代君主均仍在世，他們同樣面臨血統上後繼無人的困境，這在整個中國古代並不常見的。這固然與一直困擾宋朝皇室的身體與生育問題有關，但也受宋代所處的時代氛圍、國際環境所影響。此外，宋朝所秉持的皇帝、大臣之間特有的“君臣共治”體系，以及後妃的特殊政治地位，都多少影響著皇朝在繼統方式上的選擇。每次內禪前後上演的充滿戲劇性的皇室“父子”情仇背後，透視著從深宮之中、朝堂之上到萬裡疆場內外的各方角力，也揭開近古皇朝極權模式所面臨的新困境。

隨著君臣懸隔和宦官佔據政治結構與權力運作的關鍵位置，明代中後期士人認識到宦官的顯著政治角色，將影響皇帝的希望寄託在教化最能接近皇帝的宦官身上。本書從宦官教育機構內書堂教習機制、宦官教化用書編纂、鎮守中官德政塑造等方面，論析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的具體行動與政治意義。由本書研究可見，明代中後期士人“得君行道”的理想並未衰退，經世之學並不因君權高漲與心學流行而無所表現；士人與宦官在政治文化中存在著遮而不顯、隱而不彰的良性互動並日趨同一。這將為明代經世思想史和宮廷政治史研究提供啟發和參考。

本書在《清內務府檔案文獻彙編》的基礎上，繼續收集了清雍正至民國初年的13種內務府檔案。整理出版時，以檔案形成時間為序進行編排，年份可考者在目錄標題上注明時間，年份不詳者集中置於書末，能判定在清亡以前的，置於民國前。總體來看，所收檔案形成時間主要是在清中晚期，以掌儀司檔案為多。檔案形式包括題本、奏稿、呈稿、清冊、公函底稿等，內容涉及內務府內務改革、財政交涉、錢糧銷算、宮中用具、宮中膳食、宮中香會等各項事務。

本書借鑒現代行政學研究中有關“行政成本”的概念與理論，從行政設施成本、公務接待成本、“羨餘進奉”成本、無形行政成本、無效行政成本等五個方面對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問題進行了研究。本書分析了宋代地方行政成本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域的表現，認真總結了宋代政府應對各種行政成本問題的相關舉措，提出宋代地方行政成本問題的幾大特點，筆者認為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問題的根源在於宋朝的財政和軍事制度。兩宋時期中央政府

馬政，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國家的行政制度，即國家對官用馬匹的採辦、牧養、訓練和使用所實施的管理制度。自秦漢以降，迄於明清，它一直是歷代兵制、驛傳和財賦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清西北馬政研究，自然也是考察明清兵制、驛傳和財賦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明清西北馬政研究，又廣泛涉及西北五省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同樣也是考察明清西北地區歷史的重要內容之一，從一個重要的側面反映了明清兩代政治經營西北地區的當否。

《漢魏政治風雲與士人的生命憂患》一書內容大體圍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曹操與漢魏政治風雲，二是漢末大疫與士人的生命憂患。從政治、社會、文學等多個方面展開討論，力圖全面展示東漢末年到魏晉世家大族的形成、思想等多個方面，又以大量例證勾畫東漢的特殊君臣關係，並以漢末大疫為切入點向讀者展示漢末以來社會“世紀末心理”的由來，以曹氏父子三人為核心展開多方面研究。本書引用的文獻主要來自於正史，參引權威，運用了陳寅恪先生關於“在史中求史識”的研究方法。

本書以四川《南部檔案》《巴縣檔案》為主要史料，從政治、法律與社會的視角探討以下諸問題，展示一個地域的社會實態。全書前五章主要從政治的視角探討州縣官的任期、書吏對衙門的控制、書吏的薪金變化、巴縣胥吏譚敏政在戶房的活動以及晚清的局所問題；第六章到第八章主要從法律的視角探討了州縣衙門中的官媒，以及州縣的生員訴訟與風水訴訟；第九章到第十二章主要從社會的視角探討場市的設置、官民祈雨、割股療親以及清末四川官制婚書的推行。

本書系法國漢學家白樂日先生去世之後，1968年由戴密微等漢學家將其重要研究成果結集出版的專題性論著。按照作者不同時期的研究重點，本書分為社會與官僚制度、漢朝末年的危機、經濟史和現代時間四個部分。這位眼界高遠的歷史學家以鮮活的學術研究風格、有目共睹的文字天賦，論述了古代中國這一大型社會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至少在西方漢學領域，第一次有人認真地研究了中國歷史的經濟結構。白樂日先生的漢學研究在法國漢學界首次引入了社會科學的視野與方法。該著作是法國漢學從人文科學延伸到社會科學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本書分六章探討清前期的國家治理與民生政策。第一章政治認同：治統與道統的接續，強調清朝與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特別是明朝的歷史連續性，闡明清朝合法性的來源以及對其統治特色的深遠影響。第二章尋求秩序：土司政策的繼承與變革，探討了清在大一統政治觀念背景下對於土司的治理，以建立新的統治秩序。第三章深入基層：保甲的普及過程，論述的是清廷控制地方社會秩序的追求。如果說以上兩章揭示的主要是清朝國家治理的新嘗試的話，那麼，後兩章則是重點討論清朝的民生政策。第四章國計民生：開礦政策的演變，反映出清朝雖然關注民生，並允許貧民為糊口挖礦，但總體上民生問題從屬於社會秩序的穩定，寓治理於解決民生之中。第五章糧食安全：社倉實踐及漕鹽維護，主要討論清朝對於社倉的推行，我們看到了清廷將宋儒社倉主張付諸民生的努力。當然，清廷以社倉關注民生的實踐，也蘊含著治理的意味。第六章康雍交替：雍正帝繼位研究，通過進一步推進對於雍正帝合法繼承帝位的探討，以加深認識雍正改革及其與國家治理、民生政策的關聯。

對於中國古代而言，尤其是從秦漢以降，以皇權為核心的君主專制政治制度的形成使得歷代王朝中央都必須慎重考慮基層社會治理的問題。先秦三代地方社會治理體制以“封諸侯，建藩衛”為核心。秦至漢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逐步建立，中央之權集于皇帝，地方之權集于中央，王朝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程度不斷加強，基層社會治理逐漸萎縮，國家與民間精英的聯合成為中國古代地方社會治理的成功模式。宋代以後，各種民間精英組織逐漸形成，他們參與到地方社會治理的場域中來，形成了與國家權力的聯合。

本書主要講述明朝的內閣制度――三楊內閣.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後,明成祖朱棣組建了大明王朝的第一任內閣,內閣制度由此進入明朝.本書講述的是在明朝閣臣制度下,"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曆四朝、輔政四十餘年,開創仁宣盛世的一段明史,"三楊"安定邊防,整頓吏治,發展經濟,使明朝的國力繼續沿著鼎盛的軌道發展.這個時期被認為是明朝國力最強、政治最清明的時期.

本書以唐代輔州制度的相關研究為中心，探討了唐代關中經濟、軍事地位演變、政治地位變化及歷史傳統制約等京畿制度轉型的因素，深入剖析了輔州制發展的初始階段、發展階段及定型階段的制度特點，兼顧輔州制對輔州社會發展的協調機能，並將中國整個封建時代的京畿政區模式與近京社會發展融會貫通，具體而全面地梳理了古代畿輔資源分配的特點與京畿社會發展形勢的變遷，認為：古代畿輔資源分配存在輕重有別的現象，這種現象是造成京畿社會發展失衡的重要原因；唐代輔州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克服了這種資源分配形勢，使京畿社會大體保持了整體化的發展特點。

中國機構編制史是研究國家機構、職官與職能不斷發展變化及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國家機構編制主要圍繞如何鞏固王權、皇權等政權而不斷發展變化。中國機構編制經歷了一個由萌芽到完善、由粗放到健全、由不統一到統一、由沒有章法到有章可循的歷史演進過程。同樣也經歷了由精簡到膨脹、由膨脹到精簡的不同發展時期。本書詳細介紹了從先秦夏商周到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歷代機構發展演進情況，厘清國家機構編制的特點和規律，對國家機構編制管理將大有裨益。

在中國古代史上，因爭奪皇權而骨肉相殘的慘劇時有發生，然而，有宋一代卻大體避免了皇親國戚之間的權力之爭，皇位的轉移相對平穩。早在北宋後期，理學家程頤就將“百年無內亂”列為宋代“超越古今者五事”之首。所謂“內亂”，指宗室之禍、母後之禍、外戚之禍、宦官之禍等封建時代常見的政治禍患。此後直到近代，不少學者都持“宋代無內亂”說，但較少詳細論證。本書認為，宋代基本“無內亂”，關鍵在於大體“無內朝”，具體表現有宗室任職受限、後妃較少插手朝政、外戚不預政、無閹禍等，並從道德觀念、制度約束，以及皇權政治與官僚政治、皇權與相權、趙家天下與官人世界等多個角度，層層剖析了其背後的原因。本書行文簡扼，邏輯清晰，內容豐富，涉及宋代後宮制度、待宗室外戚之法、士大夫的“剋星”作用等，並對宋代皇權虛化論、趙宋王朝的“家天下”統治等進行了反思。

清季十年間，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推行全面改革，卻恰於此時爆發了革命。這一歷史大變局，留下了諸多疑問：在朝廷沒有並無太多暴戾苛政的情形下，為何會發生革命？清朝何以驟然崩潰，革命何以輕易速成？改革開啟後，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體制或結構及政治倫理是否改變、怎樣改變及以何種速度改變。正是由於制度的困境，使自上而下的新政帶有了“自毀”的意味，並最終不得不讓位於自下而上的革命。